叙述一段失败的婚姻如同把冷却的灰烬扫成一堆，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两人肯定有一段时间成功地通过妥协换得诸如灵魂的安静之类的东西。他们不吵架，孩子们出生后，他们的关系虽然仍然紧张，倒也能够平静过日子。据说母亲接二连三地生孩子备感幸福，父亲想做个好丈夫的努力终于也在努力做个好父亲中得到了认可。因为孩子而快乐是父母两个人共同的感觉。然而爱情在这段婚姻里是完全没有指望的。他们两个人对感情的理解截然不同，差异对他们开着一个又一个的玩笑，看起来，他们的行为举止越变越僵化，当两个人的思路全然不同时，到一定时候他们也就都能看清情况，知道讨论和让步都没用。

起先，住在教堂山坡地上这座大房子里的一家人还算过着正常的日子，我们作为正常家庭也算及格了。一天里弹琴唱歌的时间有好几个小时，中饭后，父母和已经拿得住纸牌的孩子们玩半小时卡那斯塔纸牌。中饭前孩子们跑到山下教堂广场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他中午能在家中待上两小时。这时候，整个村子显得柔和温暖而友善，街道庭院弥漫着饭香，因为每家人家都是准十二点吃午饭。父亲经常把一个孩子放在自行车后架上，另一个在车座前的横梁上，所有其他孩子跟着自行车跑，星期六下午他把孩子们一起带去足球场，星期日大家出去郊游。布雷根茨孤儿院的一个叫汤尼的孩子，一放假就在我们家过。父亲管理自家的一个菜园、一个草莓园，他做荆花糖浆和接骨木果汁。母亲说，四个孩子一起在湖里游泳，她根本照顾不过来，当她要求父亲下次同去时，他就在家旁边修起一个游泳池。

虽说年龄相差不小，父亲从未以统管一切的家长自居，有事不问他，他是最高兴了。为人夫、为人父他没什么严格的地方。只是他不帮忙做家务，虽然他的妻子婚后不久就又出去工作了。他坚信，男人有男人该做的事，女人有女人该做的事，这是天经地义的。收拾是女人的事，除了收拾园子；敲敲打打是男人的事，除了敲打猪排。

那房子永远像个工地，因为父亲不断进行各种翻修和扩建。他不停地想，家里和园子里还有什么可能改善之处。只要与房子有关，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家里是不是该多一间房？那也无妨——如此这般，家里房间就多了起来，与此同时，要打扫的面积也大了。

受到对外部世界的渴望的驱使，母亲开始在夏天里出租房间，偏好租给德国和荷兰的度假客，这些旅客策略上非常明智地选择博登湖和布雷根茨森林之间的地带入住。在父亲扩建了阁楼之后，我们除了夏天有度假客，还有租住整年的房客，母亲的女同事们和一些要求不高的年轻人会租我们的阁楼住。

1977年，母亲得到她的世界了。我们有个德国来的房客，名字叫佩希（德语Pech的意思是沥青），名字和人很相称，他一头乌发，还喜欢穿黑衣服。他确切是做什么的，没人知道，不过他和气热忱友善，我们孩子们老吃他的阿华田。我们去辅弥撒时得带一些旧杂志，别的孩子带的都是电视报或者《神的城市》，我带的则是这位房客作为旧报纸扔在楼梯底下的《星报》或者《镜报》，——结果是，人家让我带着那些蹩脚货回家。一天晚上，佩希从阁楼下来，他说，他得搬走，他没钱付最后的房租，不过他留下收音机和小电炉抵房租。父亲同意了。房客搬走了，几天后，警察来家里问他的情况，告诉我们，他有RAF（“红军团”，德国左派组织）成员的嫌疑。我们说，他已经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