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袜子工厂主帕尔默被6月2日运动的成员绑架了。打电话联系的是个福拉尔贝格人，这是当局从口音上听出来的。报纸上刊登了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识别口音，帮助抓人。我当时九岁，也偷偷打过几次这号码，电话里的口音我听着有点阴森可怕，却也觉得好玩，不过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证实打电话的是来自沃尔福特的一个年轻人时，家里的激动上升到极点。母亲在学校里教过他，她说他是个安静可爱的男孩，她喜欢他。

我们再没有房客佩希的消息，家里曾经藏了一个被追捕的恐怖分子，我们还吃了他的阿华田，为此我们小孩子非常激动，很是高兴，我们私底下想， RAF的秘密中心就在沃尔福特。一天，佩希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只是来看一下。我们孩子们有点尴尬害臊，父亲问他警察侦查的事，他做出一个事情都过去了的手势，他说，他们很快抓到他，也很快放了他，那只不过是1977年反恐歇斯底里的表现。

父亲明显地松了口气，我则有些失望。

我的童年逐渐到了尾声。到那个时候为止，父亲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快乐的父亲。直到他该主动做点什么的时候，情况改变了。父亲不善于与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这种情况并非他独有。他应该做点什么争取正在成长的年轻人的心，让他们兴奋。可是主动接近别人与他的天性不合。他宁愿缩回去，僵化在他乡村日常生活习惯中。

我听说，希腊语中，家乡和习惯两个词是很接近的。

电话响时，父亲不动弹。他不能想象，有谁会找他。

他会说：“这肯定不是找我的。”

他也不等待邮差的到来。为啥等啊？他认为邮差不会给他带来他感兴趣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我和父亲之间实在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因为我无法以年轻人的叛逆对抗父亲的管制（他根本就从未想控制谁），于是我寻找替代品，转而攻击父亲的愚昧无知。一般说来，孩子对于父母的关心都会感到是过分的或者是欠缺的。我责备父亲漠不关心，对这一指控他不予理会毫无反应，这才使我更加激烈地反对他，我当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因而也无法就此和解。到了某个时候，我就不再指望什么，不愿意再去想他的事了。我自己其他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那也是真的，不过同时也是个借口，主要是我的兴趣转变了，这也符合我的年龄。与父亲的隔阂非常严重，以至于当时根本不敢想，将来某一天我和父亲的隔阂可能会减轻一些。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对我而言就是不重要，时而完全无所谓。

他的看法和评价一向十分宽容。这一点我在少年时代就注意到了，我也觉察到，他从未草率或恶意地评判过别人。这一点我对他评价很高，从越来越远的距离之外。

那时候，父亲有很多时间在他地窖的手工作坊里干活，在他的地盘上他可以自顾自胡思乱想，或者不假思索把胡思乱想出的东西做出来。在那儿他可以不受外界发生的事干扰。手工作坊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天生的家园。至今我仍为那底下的安排而惊讶，70年代里，他用膨胀钉把一块大木板牢牢钉在低屋顶上，在这块木板上非常整齐地钉上儿童食品玻璃罐头的盖子，盖子旋转的一面朝下，玻璃瓶里放了整理好的各种各样小东西，旋上盖子，于是屋顶就挂着十几个玻璃瓶，各种小东西一目了然，那是完美的秩序，甚至他的孩子们和妻子也一下子就能找到要用的东西。

如果有人想知道：

“爸爸在哪儿？”

大多数人回答：

“估计是在作坊里。”

“他又在挖空心思想什么花招了？”

“大概是件什么无聊的玩意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