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点多，全队开始冲顶，关门的时间是设在下午3点。也就是说在3点前必须到达顶峰，否则，无论走到哪，都必须下撤。

如果天气好的话，从C3到顶峰的路线基本是能看出一条直线的大雪坡。但这种高度上的小气候，瞬息万变。只走了几十步路，身上就燥热起来，只好停下，脱下羽绒服，换上冲锋衣。但一会儿，又开始风雪交加，只能再将羽绒服穿上。雪坡上的脚印转瞬即逝，十多米外就看不到人影。

协作阿丹、阿旺，向导温旭始终走在最前面。阿丹、阿旺是西藏登山学校出来的，登顶过珠峰，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即使这样，还是能感觉到他们也爬得很艰难。我观察他们的节奏，大约走30或40步时，便停下休息。在这个高度上，我走20步，要休息40到50步，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体能差距。

我始终采取一种跟随温旭的战术，温旭是中国地质大学在校的学生，曾经四次登顶慕峰。我知道采取这种战术虽然很耗费体力，但却是最安全的。攀登途中，阿旺开玩笑说，怎么感觉登慕峰比登珠峰还要耗体力呢。虽然，慕峰的高度比珠峰低，路线却长出6公里。另外珠峰的线路主要是硬雪，慕峰线路从C1起就是软雪，穿着踏雪板在雪坡上行走，既走不快，还白白地消耗掉了很多体力。

在一个大雪坡上，因为风雪弥漫，迷失了顶峰的方向。温旭用GPS测了一下，大概离主峰只有半公里的路程，正好又遇上了杨春风队，相互商量后才确定了主峰的位置。到主峰大部分地段的坡度都在30度以内，越靠近顶峰，坡度愈加平缓，却愈加难走。因为缺氧，走几步就要停一下喘气，都能看见顶峰了，却走不快，就像在梦境中一样，有劲使不出。那种体力快要透支的感觉，远远超出了自己当初的想象。

我是在下午1点20分，第二个登顶的队员，在我前面的是深圳队友阿忠。

太累了，没有那种登顶后的狂喜和想像中的那份感动，有的只是一种漠然。休息一下后，从背包里，找出一面旗帜请阿忠帮我拍照，旗帜上面写着：

亲爱的老婆和孩子，此刻，我对你们的爱，是海拔7546米。

我要让儿子自豪，让老婆惊喜。

本来想找一个更好的位置拍照，但向导叫停了我，说去年一个美国山友拍照时，就是在那个位置，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下了万丈深渊，听得我毛骨悚然。

在顶峰逗留了半小时，温旭催促我赶紧下撤，说天气马上要变化。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下山的艰难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腿在上山的过程中，借助于登山杖的力量，不太容易牵扯到伤处。但下山时，作为受力的支点，身体的重心和包的重量全压在了腿上，每迈出左腿，都会牵扯到伤处，就会疼痛难忍。坡度一陡，很容易跌倒在雪地中，想爬起来更是困难。因为积雪很深很软，双手撑在雪地中无法受力，登山杖又太长，也用不上劲。每当跌倒或者滑坠，只能躺在雪地里先喘上几口气，恢复一下体力，再慢慢转过身，面朝雪坡，一点点挪动受伤的那条腿，然后跪在雪地里，用另一条腿支撑起身体的重量，才能站立起来。

那天下午，下山的路线早已被飘忽不定的风雪湮没了。间隔50米小小的路旗，在雪和云雾中，时而隐约可见，时而无影无踪。这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直到风雪小些，路旗或者前方有山友隐约的背影出现，才敢继续下撤。

如果说心里不怕，那是骗人。一个人在茫茫的风雪中，无时无刻都提醒自己小心，却一路复制着跌跌撞撞的过程。每次跌倒时，都能听到自己喘气和心跳的声音。甚至一度出现了幻觉：在我下面的雪坡上，有一辆摩托来来回回地开着。那种幻觉持续了数分钟。

就在我又一次跌倒的时候，恰巧向导和协作从后面赶到。他们二话不说，阿丹、温旭分列在我两旁，让我坐在雪地上抓紧登山杖，他们却拽起登山杖的另一头，拖着我就跑。一直拖了有300多米路段后，突然，阿旺看到在偏离我们下撤路线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山友坐在雪地里，面朝山下，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