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了解一个诗人，通过他的诗歌已足够。但在诗集编选将定稿时，忽然觉得，马骅丰富多彩、天马行空的一生即是一首诗，特此略述一二。

一

我的叙述从大学开始，我们在那里认识。

马骅、韩博与我同是上海复旦大学一九九一年入学的同届生，但我迟至一九九二年秋天才与他俩结识。那年，我们与北大的学生一样，被要求直接前往军校报到，接受整整一年的军训。马骅与韩博同在国政系，编列在南昌；我所在的中文系被编列在位于大连金州湾的大连陆军学院。必然地，进入军校具有催眠般的仪式感——一夜之间，推出数百个清一色渗着青色头皮的寸头，场面震撼！在大连，一个来自上海的大学生逃跑后被成功“劝回”，并在学期之末被成全为一名“浪子回头”的“标兵”。组织的功用明晰而效率化，如当头烈日，令队列中的我们眯眼淌汗。

当我们终于在一九九二年进入复旦报到时，吸引我们的是松散而自由的民间文艺社团，特别是复旦诗社，在经历过一九八〇年代的诗歌潮并涌现了大量优秀诗人后，暂时归于平静，不过依然富有魅力。在复旦诗社一九九二秋天的新生赛诗会上，韩博得了第一，我与马骅分享第二名。这是我们友谊的开始（马骅后来在他的《我在上海做诗歌少年的日子》回顾了我们相识的经历）。

诗社的活动主要是喝酒，最常去的是五角场的大排档，便宜、实惠、气氛热烈，街边成片地摊，炒锅抖动着火焰，空气中散发出乌托邦的气息。

日常学习之外，我们把精力全部放在了诗歌上。复旦大学图书馆是我们从头学习写作之处，这里有一定数量的诗集，足够我们研习和阅读。诗歌的篇目少不了《意象派诗选》、艾略特、史蒂文斯，还有我们热爱的《自白派诗选》，在在之间隔着历史与传统，于我们却饥不择食，要一步跨过去。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自白派诗人一见如故，西尔维娅·普拉斯为我们所钟爱，马骅还特别写过一篇文章评介安妮·萨克斯顿：

作为一个诗人，就意味着，他不光要驾驭自己所珍爱的语言，而且要像自己能写的那样生活；而作为一个热爱人类与生命的人，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揭示内心的伤口，揭露自己的秘密——就是自白。

——马骅《自白：语言与行动》

适逢海子自杀不久引发的狂热，我们对死如此眷恋，同时对应于特殊的时事，以及青春的苦恋与潜在的压抑。我从这里学会了自我的发声，这是现代诗的捷径——虽然现代诗也只是一种过渡的形式，不过我们把她当宗教看待。在海子之后，“自杀”这个词成为大陆现代诗的代名词，我们渴望着一次重新来过，包括诗歌、生活还有时代。由于海子的影响，荷尔德林的名句“诗人何为”成为对时代尖锐的拷问。

诗人孟浪常来学校找韩博，我们一起聊天、喝酒，参加上海的地下艺术活动。从孟浪那里，我们接触到朦胧诗后的第三代诗人，除了孟浪外，还有诗人阿钟、思想者王一梁（里纪）、诗人萧开愚，间接的，我们也读到了京不特的《同驻光阴》。从王一梁那里，马骅读到他的《萨波卡秋道路》，并转给我看。所谓萨波卡秋，是英文“subcultur”一词的王氏译法，意指“亚文化”。在这篇文章里，他厘清了时代的特质与责任，是缩减而非放纵：

“只要普遍的文化积累贫困还是我们的生存世界，我们便需要创造而不是消费；便需要积累，而不是掠夺、发泄或游戏……”（王一梁《唱给亚文化的一支歌》）

——这敏锐的领悟今天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