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带给我们校园青春的最后冲击是KurtCobain(1967—1994)，一时间，Grunge摇滚遍布灯光惨淡的小酒吧，自杀这一主题暗暗契合时代的尾声。有一阵因为没能挤进一个新成立的乐队，马骅拉上我想组建乐队，他还起了名字，就叫“血与沙”——这个挺傻的名字大概是“枪炮与玫瑰”的拙劣模仿（所谓沙，指我的西北风沙苦寒之乡；而“血”，马骅说指他的天津城）。我们只排练了一个下午，最终转换为音乐欣赏课，把“枪炮与玫瑰乐队”的那首《十一月的雨》反复听到天黑。

流行音乐文化作为另一个“亚文化”，随着“打口带”（“打口的一代”是后来才有的名词）来到我们身边，从布鲁斯到爵士乐，从老摇滚到朋克音乐，从披头士、齐柏林飞艇、大门、皇后乐队、地下丝绒到MC5，从约翰·李·胡克到珍妮斯·乔普林，从CSN到尼尔·扬，整部流行音乐史我们也就这么一步跨过去了。

马骅毕业前后几年的生活五彩斑斓。临毕业时，马骅和我中文系的师兄诗人亢旭把一架钢琴搬上脚踏三轮车，蹬到复旦东区女生宿舍门口，引发了复旦历史上最富浪漫色彩的狂热之夜。

毕业后我远赴北京，偶尔回沪匆匆几面。这一段的生活是萨波卡秋的延伸与尾声。以燕园剧社的演艺活动为轴心，少年天才们和韩博、马骅一同排演出《事物的本质与联系》（崔江宁编剧）、《真相·虚构》（马骅编剧）、《指马》（高晓涛编剧）、《椅子不知道》（韩博编剧）、《山海经》（韩博编剧）、《睡吧》（韩博编剧）、《老眯和他的少爷》（孙云龙编导）等作品，这些少男少女中有早逝的崔江宁，以及他的伙伴孙云龙、胡远行、高原、薛莲、张韬、朱云雁、王雷、管艺等。一切都具有“亚文化”特质：胡远行的毕业论文探讨LSD，崔江宁办了地下民刊《可能音乐》（崔因先天心脏病于一九九七年过世）。这时候，马骅写出了《完美的一天》（LouReed同名歌曲），是这段生活最完美的呈现：

完美的一天，总是从酒精开始，以暴力结束

没有人能预料

当酒后的少年涌上街头

在出租车面前褪去上衣，“完美的一天”

他说到，把身体在地平线上

摊开。另一名在挡风玻璃前

扭动着身体，酒后脆弱的身体

甚至会被玻璃窗击退。

完美的一天，在从前

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在酒后

少女们无缘无故地哭泣，歇斯底里

用塑料可乐瓶击打

少男们的头，“那不是桌子”

他把头探出地平线，继续说到

“我只能去美国”

在这个国家里他已经失去太多

完美的一天，少年们在领袖的雕像前

重新聚集，过多的酒精

麻痹了他们的小脑，在黑暗中

任刺骨的春风抽着皮肤，

完美的一天，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

一枚钢针轻轻点在心房

一种感觉涟漪般散开

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但从此不会再来。

一九九八年五月

马骅后来的网络签名“普天下风流才子，盖世界浪子班头”，取自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后面还有几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

——这样一个马骅后来去了厦门，在一家经纪公司管理一队模特——终于得偿心愿，脂粉堆中走一遭。

一九九九年，马骅自印了小说集《逍遥游》与诗集《1999：九歌及其他》。《逍遥游》是篇完美的小说，他把它献给酒友王一梁；在另一篇散文《两点的火车到上海》中，马骅记录了一次神秘的心理分析经验，后面还会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