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都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马骅在信中提到的那个多年以前的梦，即是小说集《逍遥游》中那篇《两点的火车到上海》里所描述的场景。小说本于一次真实的体验，马骅以第一人称记述“我”和一个朋友在尝试心理分析实践的过程中，引发了一次幼年经验的再现。这篇小说与集中另一篇名为《逍遥游》的小说具有类似的梦游、宿醉的边界状态。特别是《两点的火车到上海》结尾，主人公在催眠状态下再次经历了幼年时一次病中的精神谵妄，幻现了一个如信息爆炸般的体验，这体验几乎是无法描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梦中的自我”并不确定，梦里的“我”是一个小学生，是“他人”。――一九九九年，当我第一次读到《两点的火车到上海》时，我立刻认出了这体验，与我一九九八年在西藏阿里经历的濒死体验十分相似：在令人无法逼视的强烈白光中，一切已经历与许多未经历的事件、场景一一呈现，不过不同在于，在“重现”的过去场景中，那个“我”并不确定，时而是路人，时而是向“我”兜售玩具的“他人”。――面对这样铭心难忘的经历，我完全失语。后来我读博尔赫斯。他在小说《阿莱夫》中写到存在一个在全息之点“阿莱夫”，在那里可以体验世界整体，呈现出“同时性”与“同一性”的特质——博尔赫斯将它转换为诗性的隐喻，世界成为文学想象力的作品，“想象力”如同光芒，同时呈现、勾勒世界，令其清晰显露，成为不可忘却的一景――这既是是现代诗的策略同时也是现代诗语言的本质。

《雪山来信》用“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来比拟，是贴切的。濒死的体验在西方有众多的研究，荣格的心理分析实践中也有相关内容，类似的体验会使人们将关注点转移向生命本身。在诗歌这门古老的艺术中，对于死亡的关注不亚于对生命的关注。死，以及对死的预感带来“强度”，这在普拉斯带有分裂气质的诗章、狄兰·托马斯洪水荆棘般的“词锯”中可以看到——“强度”正是马骅短暂的一生所体现的魅力。现代汉语诗歌一反古典诗歌美学意趣，不断扩大视野与心境，追索生命存在意义，不惜以生命为赌注，在这执拗的“强度”需求下，顾城、海子、戈麦等诗人之死潜在地暗示了一代诗人的宿命。

多年以后，接触了佛教有关“中阴”的知识，给我带来重新理解这经验的可能：或者，在马骅的两个如梦瞬间及我的濒死体验中，中阴之境一闪而逝。并且，“中阴”一词并不限于濒死的体验，同时也涵括生命的基本状态（此生中阴）。借此概念名言，或可作为读解《雪山短歌》的一把密钥：“我”的不确定，正是中阴状态里有机会接近实相的一种显露，即“我执”的减弱。由此而接近一种“无我”或“无心”的状态，事物会获得通感而两忘，桃花的明丽之色转换为声音，而带有“巨大的轰响”。此即通感。

然而，若仅只以“通感”或“通灵术”（如兰波）为诗歌密钥，未免偏窄。在《山雨》这样的经典之作中，诗人因“无心”而不造作，主客相忘，成为容纳之“器”。《山雨》中词语的交替暗示、自如的转喻、干净的抉择，显示这是一首精心布局的创作：

从雨水里撑出一把纸伞，外面涂了松油，内面画了故事：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通往云里的山路上。

梦游的人走了二十里路，还没醒。

坐在碉楼里的人看着，也没替他醒，

索性回屋拿出另一把伞，在虚无里冒雨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