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得问自己的问题是，你写的东西是不是必要的。”我可不知道这一点。必要？我认为，那正是作家的障碍所在。

因为她，我拒绝由打字机写作换成电脑写作。（“你要放慢速度，而不是加快速度。会让写作变容易的东西，你是最不能要的。”）

她自己也认为，在工作习惯上，她自己带了个可怕的头。她没有自制力，她说。她无法让自己每天都写。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在写作之余热切地做其他很多事情，她却并不缺少自制力。她想到处旅游，每天晚上都出去——我觉得，她死的时候，别人关于她说的最合适的话，当数哈德威克说的：“最终，最让人动情的就是，想到她竟然损失了那么多个晚上的‘演出’、跳舞的音乐会、歌剧和电影。”

林肯中心。我想，我的余生中，听到管弦乐队调音，或者看到歌剧院屋顶垂下的枝形吊灯，我是绝对会想起她来的。

为了让自己工作，她得腾出大块时间，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她会加快速度，昼夜连轴转，从不离开家门，很少离开书桌。我们听着她打字的声音入睡，又听着她打字的声音醒来。这可以延续好几个星期。她经常说，她希望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工作，而不是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但她相信，只有这么拼命干很多小时，思想才会真正开始开窍，想出最好的主意。

她说，对于评论，不管好的坏的，作家都绝不能在意。“事实上，你会明白，好的评论甚至经常会比不好的评论让你感觉更糟糕。”再说，她说，人们都是绵羊。如果一个人说什么东西是好的，第二个人也会说它是好的，以此类推。“如果我说什么是好的，大家都会跟着说是好的。”

她说：“别害怕借鉴。我总是在借鉴其他作家。”她还可以指出不少借鉴她的作家来。她说：“小心被当成少数族裔作家。要抵制把自己看作女作家的压力。”还有：“要抵制把自己当作牺牲品的诱惑。”

她天生就是个导师，但是，作为母亲，她并不称职。虽然她总是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生更多的孩子。可我觉得，要想象出她喂养、照顾一个婴儿或是小小孩的样子，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象她挖沟、跳霹雳舞或是给奶牛挤奶，倒是更容易一些。事实上，她对我说，她从来不想让她的儿子把她看成是妈妈。“我宁愿他把我看成——噢，我也不知道，看成是他愚笨的大姐姐。”从怀孕到生孩子的那一天，她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我不知道本来是应该去看医生的。”求知欲没完没了；至少一天看一本书——可没有一本是关于孕期或是照料孩子的，她说。她正好和米歇尔·奥巴马这样的女人相反：她最后的角色才是个母亲。

她喜欢告诉别人这么一个故事，一群年轻妈妈走向她，关心她当妈妈的事，暗示说，她需要指导。这并不是说她们都是好管闲事的人，她说。她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思想还未解放的女性。一个正派女人、妻子和母亲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些传统观念束缚了她们。我问她，她们是否让她感到内疚。她用强调的语气回答说不。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这样当妈妈感到内疚过。“一点也没有。”

先是我搬走了，接着大卫和我就分手了。不久以后，大卫搬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住。接下来的几年，她经常情绪低落，我和她的联系比跟大卫的还多，但从来没有多大的效果。她总是抱怨太孤单，感到自己被拒绝了，被抛弃了。有时她还会哭。她头脑里已经有了这样的念头：她这辈子做的任何事情，首先是为了赢得大卫的爱和尊重。就好像他是父亲而她才是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