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鲍伯的文件夹里，能读到史诗般的战争，还有令人震惊的失望、令人快乐的成功和陡然失去的体面。鲍伯的职业和经历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战后的文学圈，从多克·休姆斯和《巴黎评论》“巴黎”专栏的乔治·普林顿到纽约当代任何盛行的圈子。一次，一个落魄作家用雅典一家便宜宾馆的信笺写了要钱的诉求，提醒鲍伯50年代的一次见面，是在与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一起参加的一个晚会上见的面。从手写的信来看，我感觉到鲍伯文学生活之广度。

可是，我还感觉出点别的什么来了。在那封信里，在他的文件夹中，在杂志这一大剧中，甚至在纽约出版界这出更大的剧中，我感觉到，文学成功的世界有多局限，而失望、失败的可能性又有多大。而一个人有写作的抱负，又是多么的不计后果。

求你了。别写作。一周一周过去，我看着废弃物品桌上的书堆得越来越高，然后被装箱送到斯特兰德旧书店去。在那里，我学会了书是如何出版的，如何被评论的，又是谁写的。一周一周过去，在鲍伯的教导下，我在把散文改成符合《纽约书评》风格的文章这方面，变得越来越在行了。

请别这样。写吧。

埃辛和我结婚了。我们开始找房子。我三十岁了。我想要个孩子。

请别写作。

III

那些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当中，有希望读到关于《纽约书评》的花边新闻的人，肯定也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考虑把这些新闻公诸于世。当然，很多人迫于《纽约书评》的威力，都被朋友和编辑劝阻了。但是，我喜欢这么认为，其他人，像我一样，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无法对之说三道四。就像文学上成功的动力会蔑视过分单纯的结论一样，为一个像鲍伯这样出类拔萃、发奋努力的老板工作，这经历也一样，太复杂了，简单的话语是无法说清楚的。即使在那声让神经几乎崩溃、动摇人们信心的“尼尔在哪？”响彻各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明白，我是在为一个一辈子都遵从自由主义、从内心深处被一种根基深厚的正直理念所驱动的人工作。我见证了办公室里大量慷慨大方的行为，也见证了很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小气吝啬的例子。把这两方面的例子分类列出来会是一种误传。有一天，我看到鲍伯无意间听到了塔什曼的关于成吉思汗的笑话，我清楚地记得，他嘴角露出一丝没什么典型特征的微笑，而后走开了。后来，他帮塔什曼争取到一个到伦敦的《葛兰塔》工作的机会，办好了工作签证和其他手续，这样，他就可以和他心爱的女人住在一起了。这可是代价高昂的大善举。评价任何人，很可能都没有那么简单。当然对鲍伯也是这样。

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为他的作者们做的，没有。每一篇文章都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而在每篇文章中，每个逗号都是一个道德承诺。一篇文章被编辑了五次、七次、九次都是很正常的，每次拿到我们这来打的时候，那一页半十七英寸长十一英寸宽的底稿上都布满了鲍伯蜘蛛网似的批改。底稿被寄还给作者时，经常是每个句子都已经被编辑过了，而每个句子也经常被改动过了。碰到特别糟糕的文章，我们就被指派去读被评论的书，研究经常是晦涩难懂的主题，然后把文章全部改写过，再把它们送给鲍伯，之后，再送给那些通常是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世界级专家的作者那去。犯了个错，在道德上就是骇人听闻的事件，可能就会从办公室尽头被叫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