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崇祯的死，史学家历来多有同情、惋惜，大概源于那份著名的血书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至死也不肯原谅他的文武臣工，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并非真正的“亡国之君”。有趣的是，他的两大死敌李自成和皇太极，也接受了这种观点。李自成在他的《登极诏》中说明朝“君非甚暗，臣尽行私”；清人张廷玉主编的官方正史《明史》也对崇祯帝盖棺定论：“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崇祯许给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时间，给钱给兵给宝剑，却因为满清铁骑兵临北京城下而耐心尽失，处死了自己的帝国中流砥柱。究其原因，第一是个性使然，崇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达不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境界；而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计划，竟然也是“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难免有夸海口之嫌，也为自己日后的横遭惨死埋下了祸根。第二是袁崇焕和皇太极阵前多有书信往来，确有“议和”（争取时间）之事，加上汉奸鲍承先施展反间计，让崇祯确信袁崇焕有通敌卖国的不臣之心。第三是袁崇焕轻信皇帝的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擅自处死了皮岛总兵毛文龙，替满清去除了一个背后牵制力量，引起了崇祯的不满。第四就是袁崇焕自己太幼稚，政治手腕不够成熟，真以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却看不到种种血腥的前车之鉴。

综上所述，书生意气、理想主义的儒帅袁崇焕，遇到了极度敏感、现实主义的“明君”朱由检，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太大，注定了袁崇焕的悲剧结局。袁崇焕与其说是死于皇太极的“借刀杀人”，倒不如说是死于崇祯的“有仇必报”——派你戍边、委以重任，结果敌军打到了京师城下，你不死还能如何？之前对你宿怨已久、积怨难消，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你不死还能如何？

金庸先生显然是极为推崇袁崇焕的，专门为其补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在“评传”中，有两段话我特别喜欢：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钢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大英雄万古流芳、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