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陈衡哲的妹妹曾写道：“193年春夏之交，我因病休学在香山脚下亲戚家的别墅休养，有一天同一位朋友上山游览，半山上一顶山轿下来，我看见轿子里坐着一位年轻女士，她容貌之美，是生平没有见过的，想再看一眼，轿子很快下去了。我心中出现‘惊艳’两字。身旁的人告诉我，她是林徽因。用什么现成话赞美她？‘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等都套不上。她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从容貌和眼神里透出她内心深处骨头缝里的文采和书香气息。我今生今世，认定了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美人。没有一个人使我一瞬难忘，一生倾倒。”女人尚且“一生倾倒”，男人们当然更无抵抗力。林徽因遗传了林长民清癯的面容，父女俩在伦敦的合照，清新飘逸，至今看都不过时。

林长民有种文艺气质，他擅诗文，更工书法，中南海新华门匾额即是他的手迹。耳濡目染间，林徽因也变得文艺起来。父女俩身上，都有种别样的诗意，活泼的，惆怅的，明朗的，交织在一起，化作人间的四月天。他们一同坐邮轮，火车，走过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两个背影，充满豪情。林长民有许多文化圈的朋友，梁启超、张奚若、陈西滢、金岳霖、吴经熊，他们很多都是跨界的才子，划时代的精英。在伦敦的那段日子，他更是与英国文艺圈的名流往来，著名史学家威尔斯、大小说家哈代、美女作家曼殊斐儿、新派文学理论家福斯特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不是不苟言笑的政客，而是挥斥方遒的文人墨客。林长民的文艺气质，启发了林徽因的天性，她从来都是一个渴望浪漫、渴望激情的人。在伦敦的雨天，她坐在窗前，父亲去巴黎了，她多么渴望有一个人闯进她的生活，带给她些许浪漫的绮思。她希望陌生人闯进她的生活，陪她，爱她。她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

很无意地，林长民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新时代。徐志摩去英国是为了见罗素的。结果，罗素却被剑桥大学辞退，徐志摩深感失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有一次，在路上，徐志摩碰到了狄更斯，变有结交之意。可以说，如果没有林长民的引见，徐志摩不会结识狄更斯。如果不认识狄更斯，他可能也不会去剑桥旁听，闯入文学的殿堂。读了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却误打误撞弄了文学，在文学世界里，徐志摩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家。他浪漫的天性得到了伸张，他天马行空的思想，在文字上，得到了落实。徐志摩一头扎进文学之海，潜下去，潜到最深处，去寻找生命中的那一点顶红顶红的颜色。如果不来英国，徐志摩遇不到他生命中的康桥，如果在英国没碰见林长民，徐志摩也许不会那么快把文学作为灵魂皈依。徐志摩在英国的文学修炼，凝聚几许浪漫主义的诗思，如果没有他，中国现代新诗改少了多少曼妙的句子。

林长民开启了一段恋爱，又封闭了一段恋爱。徐志摩和许多人一样，见到林徽因第一面，便决定追求这个比他小七岁的女孩。林长民引逗徐志摩学了文学，徐志摩又带领林徽因遨游在文学的殿堂。徐志摩和林徽因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文学，他们谈话中的各地见闻，风土人情，故家旧事，也都带有文学的神光。在伦敦，他们身处文学的圈子，周围是文学味十足的英国风光，谈着文学的话题，过着文学的人生。林长民一不小心，促使徐志摩和林徽因都成了文艺的青年。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康桥岁月，是梦幻的，不真实的，但同时也是刻骨铭心的。爱情本身就应该纯粹。爱情是心灵的体验，是超越世俗的，梦幻的。婚姻是别一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