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林长民和徐志摩曾经玩过一次情书游戏。徐志摩扮演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演一个有妇之夫，假设两人在不自由的环境中相爱，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款曲。如此大尺度的深谈，一方面，是倾诉自己内心的情感，另一方面，林长民也可能是在以这种方式，劝导徐志摩，让他知道，许多爱情，是存在，但因为种种原因，不可能走得更远。林长民已经开始阻拦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汹涌感情了，只是，徐志摩被爱冲昏了理智，感觉不到。后来，徐志摩为了追求林徽因，要跟张幼仪离婚。林长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带着林徽因，不辞而别。他要保护女儿，为女儿打造一个美好未来。

林长民对徐林恋爱，始终是阻挡，他大概也知道，徐志摩和他女儿，太像了，在灵魂深处，他们都是渴望浪漫的人。他自己甚至也是这样的人。婚姻和恋爱，到底是两码事。徐志摩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但林长民是冷静的，一如那茫茫海上清寒的月光。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去美国之前，林长民与徐志摩有过一次深谈。那是一个晚上，在湖中央，天上有月亮。林长民说了很多，徐志摩听不进去，心里满是哀婉的忧伤。但林长民知道，长痛不如短痛，他必须对女儿的幸福负责，他懂得徐志摩的心，但他却不能给徐志摩的汹涌的情感放行。林长民和梁启超，一左一右，开启了一段爱情，却成就了另一段婚姻。

林长民始终有强烈的民族感情。那乱世，你方唱罢我登场，林长民的正义感却从未更改。他的爱国，不是对哪一个政权的好感，而是出于真纯的民族感情。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将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林长民得到内部消息，连夜写就《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发在5月2日的《晨报》、《国民公报》上。他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他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告诉北大学生。学生一愤怒，五四运动爆发了。林长民支持宪政，反对军阀，最终死在军阀的流弹之下。他是真爱国，真着急，始终想把中国的乱局捋出一个头绪来，但乱世汹涌，林长民虽然有补天之才，还是一不小心，沉落到乱世的漩涡中。

在爱国这一点上，林徽因和她父亲惊人的相似。林徽因是欧美派知识分子，比较倾向自由主义，她对政治兴趣不大，但她的民族情感，却从未曾改。她是西方学成，东方奉献，在抗战的爆发时刻，她第一时间南下流亡。抗战八年，对于林徽因来说，就好像是一场炼狱，精神上，肉体上。林徽因是那一路人，她从小得到优越教养，她像一片浮云，在中西方地域、文化之间，来去自如，她大可以在外面出人头地，但林徽因偏不，飘来飘去，她还是浮云化雨，一点一滴，都还是要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她有决心与民族战争共存亡，如果敌人打来，她甚至考虑过跳扬子江。对于艺术，林徽因也始终追求民族形式，她多次野外考察，发掘中华建筑的遗踪，她参与设计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力求展现中华艺术的神韵。她对北平城的维护，呕心沥血，城墙要被拆，林徽因发出近乎绝望的嘶喊，可全没用。她的话有人不懂，所以不听，但历史自会有个公允的评判。林徽因自己，也像建筑那样，顽强地挽住了历史的精神气质和意蕴，透出一线光芒。林徽因曾说：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说这话，不是因为对西洋的厌，而是因为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