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左宗棠4岁。左人锦将全家迁到府城长沙贡院东街的左氏祠堂，开馆授徒。按照常情，病不自医，子不自教，但因没有钱延聘塾师，兄弟三人只得跟随祖父和父亲读书学习。祖父对身边这个最小的孙子进行了严格的儒学训练。左观澜此时已年逾40，因自己功名不遂，就“课子尤严”，期望他们将来光宗耀祖。于是，他“教人循循善诱，于课子尤严，数年之间入学食饩，一时从游者甚众”。左宗棠4岁时便随其兄听课，他每次听其父“讲授生徒”及其兄“诵读之书，辄默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一日，左观澜课宗棫、宗植读《井上有李》文，至“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便问“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坐在一边旁听的宗棠即刻答道：“古诗《梁父吟》有之。”

第二年，5岁的左宗棠就正式开始诵读《论语》、《孟子》这两部基本儒书。这年秋天，祖父左人锦八旬病逝。左宗棠8岁开始学习制艺（即八股文），其父“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目的是让左宗棠对科举考试的必读和必考书《四书章句集注》从小便能够烂熟于心。左宗棠生性聪颖，读书时理解能力很强，学习时思想集中，能随时注意听人家讲话。每当父亲向生徒和两个哥哥授课时，他都静听默记，久久不忘。嘉庆二十年（1815年）比左宗棠大13岁的长兄宗棫（时19岁）进入县学，比左宗棠大5岁的二哥宗植（时15岁）进县学后经过科举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补为察生。兄长的榜样，父亲的督教，促使小宗棠长进很快。不久，两个哥哥先后考中了秀才，宗植被选为拔贡士，道光六年（1826年），他又进京参加“朝考”，名列第二，被选为湖南新化县训导。这些都促使望子成龙的左观澜对小儿子的督教更加严格。一方面，左观澜让左宗棠继续诵读儒家的基本课程（《四书》中的《论语》、《孟子》读完后，接着读《大学》和《中庸》），并让他兼读书中的大注，即朱熹的《四书集注》（因清朝的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解释必须依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读完《四书》又继续读《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另一方面则是作文和修辞。作文是能否考中的一大关键，而作文又最难，论见必须遵奉经典，还必须遵循呆板固定的八股文格式，书法要求亦甚严。父亲仿照试卷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一遍一遍地让左宗棠练习。这样，左宗棠8岁“学作制义”，即习作八股文。每命一题，必令其先细读大注，使其认真领会命题的释义，以免在行文时有所差池。

左宗棠还间读史书，留意书法，“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

总之，左宗棠的少年时期，其家教的内容完全是儒家经典，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灌输，连平时家庭生活亦“肃然翼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虽无名师指点，但由于祖父、父亲的循循善诱和严格管教，其传统文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文字也写得苍劲挺秀。这期间由于读了些史书，他非常仰慕、向往“古人大节”，因此随着对传统文化了解的加深，他的视野也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