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掠夺的步伐加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推销的商品日益增多，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和长江流域及其腹地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清政府日益空虚的国库已经无法支付战争费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索要的巨额赔款，只得用重税掠夺广大农民。这使得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贵族也趁机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巧取豪夺。这些都激化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

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集中的现象更为严重。比如广西东南各县地主官绅所占土地超过当时土地的百分之八九十。

金田村有土地750亩，其中地主占662亩，占全部土地的88.2%，农民只占土地88亩，占全部土地的11.7%。战后土地之所以更加集中，都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密切相关。一是他们凭借低关税等侵略特权，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尤其是洋布洋纱。比如英国在1837～1839年间，每年输华商品总值不到100万镑，1845年则迅速增长到239.4万多镑，其中棉布棉纱输华总值从1842年的71万镑增长到400多万镑。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尤其是土布土纱，因竞争不过而销路骤减。1845年，福州地方官在奏疏中说：从厦门运销各地的洋布洋棉，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因此，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不能出口。江苏的松江、太仓、苏州一带，是当时有名的棉丝纺织手工业的中心。上海开市后，洋布盛行，是以布市消减，“蚕棉得丰年而皆不偿本”。商贾难以经营，生计维艰。广东顺德一带，织布手工业，也因洋布“贱售，女工几停其半”。洋布洋纱剥夺了土布土纱的销售市场，致使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衰落，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失业破产，地主、官僚、富商乘机贱价收买、掠夺农民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加入无业饥民群或者遭受更加残酷的封建剥削。

第二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1840年进口鸦片20 619箱，1850年增加到52 925箱，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843年到1848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计6 000万银元，“银贵钱贱”的现象更趋严重。1840年间，一两纹银可兑换1 000个制钱，到1850年，竟涨至2 230个制钱，仅仅十年间就使必须用铜钱兑换白银以纳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实际负担增加了一倍多。此外，吸食鸦片的人从上层迅速扩大到下层，仅以两广为例，鸦片从广州沿西江而上，一直倾销到广西。梧州、平南、桂平、贵县一带，烟铺林立，仅广州一城就有大烟馆600多家，桂平县的大湟江口，一个小小的城镇，就有鸦片烟馆十几家。许多地主、豪绅吸食鸦片。他们通过增加地租等手段将吸食鸦片的巨大耗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致使许多中小地主和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倾家荡产，大地主、官僚、富商乘机兼并他们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