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9岁。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育有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1902年，12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入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

李汉俊还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

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8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14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

《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2月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1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12岁赴日，戴季陶15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遥远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龄，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载季陶度过了留学生涯。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入《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之仇”这一与“戴”相关联的俗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1911年12月25日。这天，20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

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

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

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