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

5月21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63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们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8]

[8]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与他过从甚密，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期期必读，商议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社会声望比李汉俊高得多，创办时由戴季陶任主编。

沈玄庐其人，本名沈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年长李汉俊和戴季陶七八岁。他当过清朝的官——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州知州、省会巡警总办。后来，他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庐研读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之后，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这样，他开始钻研日文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

1916年，沈玄庐回国，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

当《新青年》创办之后，这位当年的清朝“县官”，积极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汉俊筹备创办《星期评论》之际，沈玄庐热心加入，成为“三驾马车”之一。

沈玄庐虽说年近四十，倒有许多天真可爱之处。比如，他主张平等，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许多朋友惊讶不已！

自从陈独秀住进了环龙路渔阳里，相距不远的三益里四支笔杆——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不断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过去了。

此外，还有一位常来拜访陈独秀的“笔杆子”，叫张东荪。他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追随孙中山。1911年，张东荪与梁启超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1912年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19年，他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南下上海之后，依然主编《时事新报》，因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此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读过一些日文版社会主义学说著作。

不论是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也不论是沈玄庐、张东荪以至陈独秀，都曾在日本留学，都懂日文。最初，这些“秀才”都是从日文版的图书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