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

“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依然潇潇微雨。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

两位客人进入渔阳里2号的客堂间之后，陈独秀关紧了大门。

“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似乎都在观察着对方。也许，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

雨季渐渐过去，天气日益转暖。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

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

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因为那个地方离环龙路远了一些，况且长期住在那里也不方便。

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10]住了下来，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们又在英租界爱德华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

[10] 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20世纪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

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以《生活报》记者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

大约是白居易的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动听的缘故，上海除了环龙路有个渔阳里，在霞飞路还有个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与渔阳里只有一箭之隔，维经斯基常常往新渔阳里6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