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渔阳里6号最初原是李汉俊的住所，1918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便租下此屋居住。

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便把新渔阳里6号转给戴季陶居住。

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密谈在陈独秀家进行之外，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

最初参加那里聚会的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有时来坐一会儿，又匆匆坐着他的黄包车离去。

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11]

[11] 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笔杆子”。

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

“这样一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这个运动。”[12]

[12] 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张东荪为什么一听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就要打“退堂鼓”呢？

“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13]

[13]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来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这位叶公好龙式的“社会主义者”，告退了，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维经斯基所设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

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却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