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1964年曾作如下回忆：

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14]，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6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的，由陈拿给大家讨论）……[15]

[14] 袁振英此处所回忆的名单有误，有些人是在5月后才参加座谈会的，如李达、刘少奇等。

[15] 《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位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

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

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16]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17]

[16] 即沈雁冰，笔名茅盾。

[17]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初版。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

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18]

[18]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茅盾则说：

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

[19]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

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20]

[20]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