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抽身离去。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6号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

又引起一番争论。

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教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据张申府回忆：

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这样，党的名称定了下来。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稍后加入的是施存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