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张东荪，走了戴季陶。

来了陈望道，又来了李达。

1920年8月，一位身材壮实、30岁的男子，刚从日本归来，便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

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却被陈独秀留住了，从此竟住在老渔阳里2号，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新编辑。

此人便是李达，号鹤鸣——毛泽东总是喊他“鹤鸣兄”。

李达的到来，使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添了一员虎将。

李达曾如此回忆道：

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30]

[30]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当时的李达，正处于热恋之中。

时值暑假，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

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亦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黄兴夫人。黄兴，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偶然，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一位做文秘工作的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

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

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

写信者名叫徐特立（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他断指写血书，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

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立……

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用火烧毁。点火时，发觉火柴也是日本货！可是，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不得不把这盒日本火柴留下来。因为倘若把这盒火柴也烧掉的话，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这让李达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

所以，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李达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

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

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一方面感到耻辱，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老实说，我们是要忍耐着，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出现了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又出现了直系、奉系、皖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

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川、滇、粤、桂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做后台，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英、美、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欧洲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国所盘踞的胶州湾，占领了山东，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这件事激起了留日学生们极大的义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我们发通电，开大会，表示抗议。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刚刚开会，警察又把我们驱散。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