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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一员虎将——李达(2)

红色的起点 作者:叶永烈


积愤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918年5月,段祺瑞执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罢学归国”、“上京请愿”。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

5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

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5月21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

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

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

一年之后——1919年6月18日和19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连接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鹤”(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鹤鸣”先生终于“鸣”起来了,“鸣”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转的政治态度。

原本埋头于数理化的他,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那在《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他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

这样,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也正因为这样,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

陈望道搬过来了,李达搬过来了,老渔阳里2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同编《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大计。

当然,随着李达迁入老渔阳里2号,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

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陈延年、陈乔年获准赴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1月离沪,坐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到达马赛,在2月3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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