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一度传说在杭州西湖召开呢？

其实，这倒是事出有因：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一个月，即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这次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格外重要，以致被误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二大”。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结束，就召开“西湖会议”呢？

“西湖会议”的“主角”是马林。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但是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马林正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留克斯饭店。

在这个饭店里，有一群特殊的旅客在那儿紧张地工作着。马林是这群旅客中的一个，维经斯基也住在那里。[72]

[72] 有一些书，如《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说维经斯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见该书第390页），是不符合史实的。

原来，在1922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撤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改为在莫斯科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

共产国际办公室，便设在留克斯饭店里。

马林是在1922年4月23日乘坐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的。他与维经斯基不同，不走“红色丝绸之路”，仍走海路，经新加坡、苏伊士运河、马赛到荷兰，然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

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写下长长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详细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

诚如本书第一章已经引用的1922年7月30日《真理报》所载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介绍了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17日会议汇报中国之行的情况。

这样，由于马林的汇报，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得知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及初步的活动。

7月27日，当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与他一起来华。

一路上，马林格外留意的是他皮箱里的一件衬衫。

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两座“火山”一见面，马林便取出了那件衬衫。

借着灯光，陈独秀细细观看，这才看清衬衫上用打字机打印的几行英文——那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文件！

这件珍贵的衬衫，如今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衬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

维经斯基

1922年7月 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亦即马林。

陈独秀看罢这衬衫上的文件，久久沉默着。

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看来，必须照这衬衫上的文件执行。

马林为什么要带这份文件来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为什么强调“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既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为什么要以维经斯基的名义下达？

陈独秀对这一切，都非常明白！

陈独秀与马林的尖锐分歧，在1922年3月29日马林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达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

干脆，在4月6日，陈独秀直接给维经斯基（亦即“吴廷康”）去信，希望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反映他的意见，以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定马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