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日记中曾转述美国大使詹森（Y.F.Johnson）对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的观察和评价：胡汉民思想坚决，但教条，窄隘，不易与人合作；汪精卫善于变化，但无甚原则；蒋介石“目光动人，但对人从不信任，各事亲劳”。翁认为詹森的观察颇独到，显然深有同感。

抗战中，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国军不能练精，由于蒋先生不善治军耶？由于不能执简御繁耶？由于防下过甚耶？”；“……委员长不能执简御繁，用人不疑。”

在蒋看来：“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则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又认为：“无论何人为汝尽力，必欲称功望恩，而实患难死生，除生母之外，任何人不能相共也。”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想不独裁也难。

四 党国无人，只好“独裁”

人的个性特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外在环境、个人地位等因素的变化，个性中的某些方面也可能发生变化。

北伐前后，蒋介石还多少能够听取党内元老和同辈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当他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成为真正的最高领袖以后，自我认知越来越膨胀。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已超越“豪杰”而以“圣贤”自期：“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 抗战爆发以后，他进一步赢得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其自我感觉也更加膨胀：“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 相隔一年，从“以圣贤自期”，到“以圣贤自待”，仅一字之差，感觉已大不同。

1937年9月29日，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余不愿为时势所造也。”不愿为时势所造，自然是要造时势。既“以圣贤自待”，自可乾纲独断，而不必征求别人的意见，也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强烈的自恋，势必貌视一切。读三四十年代的蒋介石日记，一个深切的感受，是他对部下和身边人的评价大多是“无能”、“无用”、“愚蠢”、“幼稚”。蒋常叹：“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 “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 “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 “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由于对人不信任，做事只好亲力亲为。熊式辉曾当面建议蒋介石“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事躬亲，终必俱误。”熊并以“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进谏。蒋则以“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相辩。

其初不信任人，进而目空一切；其初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信任，进而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赏识，对手下人和党内干部，多是责备乃至痛骂，久而久之，手下人也就唯唯诺诺。熊式辉在日记中记述，蒋演讲训话，“禁制有余，发扬不足，消极否定之词太多，必使一般同志气沮胆怯，若更为声色俱厉，责备太严，则人将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而走上敷衍因循之路。” 熊对蒋直言：“总裁督责过严，干涉太甚，必毁灭干部的责任心。”熊还引述了甘乃光的看法：“甘乃光夫妇来谈，总裁每次开会常多诃斥之言，似不相宜。伊云国家官吏罪过当法办，以家长作风言语呵斥，于法于礼俱为不宜。又言总裁用威太过，昔时有人云，胡可敬，汪可爱，总裁可畏。西安事变后国人皆爱戴，新生活运动发动以后，国人[更]加敬服。但总觉爱与敬俱未足以畏并论，相差甚远。”

在蒋看来，军事将领“无能”，只好自己越级指挥；行政干部“无能”，只好自己兼职数十。党国“无人”，也就只好自己“独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