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入南京后，面对党内以往的反对派，蒋介石更加感到在党内建立核心组织的迫切性。1月28日，他出席“临时政治会议”，“见各委大半皆被余消灭或为余仇敌，今竟相聚一堂，不知所怀。回途万感交集，甚欲辞去。饭后再思，如果辞去则政府必散，国家必亡，故决忍痛驻留。”两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切思对外须先统一国内，即欲在下次世界大战中为一自由中立或战斗员，更须统一内部，余即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统一，只有礼让他人得名，而余退下为其部属，助其成名也。”（1月30日）当然，蒋的内心是决不愿“退下为其部属”，而“助其成名”的。

为了加强内部的统一，蒋介石一度曾想改组现有的党组织。为此，他特意向戴季陶征求意见。但戴氏则持反对态度，“彼以改组本党为不可”。（2月27日）戴氏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蒋氏在党内尚不具备彻底改组国民党的实力，特别是还有胡汉民控制的半独立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蒋氏在反复考量后，决心“对党内可让步，对党外反动绝不姑惜，决与反动派奋斗到底”。（3月29日）并告诫自己在“核心组织未稳固以前，不宜掌握政权”。（4月7日）

戴季陶从早年起便是蒋介石的挚友，是蒋氏亲信中少有的敢于同他讲真话的知己，既能告诫他何事不可为，同时又敢于提出中肯的批评，并鼓励蒋氏何事必可为。4月3日，蒋介石“与季陶谈话，彼言凡是困阸时，必须向光明大道猛进，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如吾人不成，则后人终有成之者，非必欲由吾亲自成也。又言出处须光明，名位须确定，对人不可太分明，此皆阅历之言也。”而蒋氏的另一亲信、但同他没有很深历史关系的杨永泰的建议，则显得更为圆滑，半是建议半是褒扬。“畅卿（杨永泰）说我从前缺点：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分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5月24日）

1932年整个上半年，蒋介石都在为“无干部”而烦恼。下面引述的几则日记真实记录了蒋的焦虑心态：

3月24日：“求人未得，焦虑莫名，外交、军事、政治各方相知之友，皆不能负责任、敢担当之人，而尤其不见血心之士也。军事上陈诚、胡宗南、刘峙、敬之或较为有才也。”

4月4日：“求贤才皆不易，当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朱骝先、朱逸民、张岳军、贺贵严、蒋雨岩；次之如陈立夫、葛湛候、愈樵峰、陈公侠；远者如程沧波，刘健群、何浩若，梁干乔、赵文龙；次之如张道藩、罗志希、顾树森、彭学沛，皆有一日之长。如欲求其全才，则何可多得，勉之。”

4月8日：“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目前以外交如何打开局面，对日对俄对美皆须进行。沪案如何了结，反动如何处置，对国主派、孙陈派、冯闫派、共产派、官僚派（研究、交通、安福各系），舆论与金融各界，军队如何整理，反侧如何安置，广东如何掌握，改派如何感化，皆应确定方针。对军队以政治训练，对社会以特务训练，对军校如何改革，对政权如何注重，对教育界如何掌握，皆须切实研究。”

5月2日：“叶楚伧、杨畅卿、葛湛候、朱骝先、罗志希、方耀庭、程沦波为研究时局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