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月：“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陈景翰、余日章三友可为敬友，而不能为我畏友；其他如朱骝仙、蒋雨岩，张岳军，俞樵峰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贺贵严、陈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狭，不足当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健群，罗志希，殷锡鹏，方觉慧，齐世英、方治、鲁涤平，罗贡华选之。其他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易多得也。”

在蒋介石反复提到的干部名单中，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干部和一些党外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人是原党内反蒋的汪精卫、胡汉民等派系成员。此外，除已完全投靠蒋介石的桂系黄绍竑一人外，也几乎很少见到有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实力派人物。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考察和比较，蒋介石逐步锁定了自己的核心干部。7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得刘健群、钱昌照、俞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两天后，他再记道：“组织与专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现在进行者，翁（文灏）、钱（昌照）之组织，近于政治与经济，而俞（大维）之组织近于外交与教育；刘（健群）之组织则近于军事与党务。最难得者，为外交与财政人才，应注重之。”（7月27日）尽管上述核心成员，仍不能满足蒋的需要，但他也深知“对干部须择和衷共济者，能有十人为内外之支撑点，则几矣”。（9月5日）

此时，在南京中央政权内部，尽管蒋介石仍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基础，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威信和统治，但他的信心开始不断加强。8月31日，他充满自信地写道：“余以与汪等诚意合作为主，如不得已时，则行独裁制……余以为借中央之名，实以准备革命工作。”

三 “无组织”的改变

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中所感慨的“无组织”，主要是基于他尚不能从容控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尽管此时党内有二陈控制的CC系，能够听蒋指挥，但胡汉民控制的西南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地与蒋争权。而CC系在与反蒋派的对抗中，并不能令其满意。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主要依托除CC外，主要来自于他一手培养的黄埔子弟兵。为此，他于年初着手在黄埔学生中建立一个绝对效忠于他的“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

力行社的创始成员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他们大都在30岁上下、在党内拥有一定实力的中层干部，且多在军队中服务。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国民党自身的散漫和分裂，他们深感“目前党已不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在党内建立起核心组织来，由核心组织来动员全党，然后再由党来团结全民，动员全民，方能对日作战。”最初倡议的是留日归国的黄埔四期学生滕杰，很快得到贺衷寒、曾扩情、康泽、胡宗南等一批黄埔学生的的支持。1932年初蒋介石复职返回南京不久即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面对内忧外患，这批黄埔学生的主张正好合蒋介石之意，于是加紧筹备。滕杰等人在第一次向蒋介石汇报筹备经过时，开始尊称蒋为“领袖”，而不再称“校长”。 此后，“领袖”这一新称呼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控制的各派系中开始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