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案发生后，汪精卫、许崇智与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 特别委员会最后判定胡汉民虽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却负有政治上的责任，责令其赴苏俄“考察”，实为政治流放。

汪精卫后来告诉陈公博，许崇智当时还想藉机杀胡，汪没有赞成。今阅蒋介石日记，大体可以印证这一说法。许崇智与胡汉民在廖案前即已“两不相立”。故许崇智对处置胡汉民，态度非常激烈，经蒋介石等“痛陈利害”才作罢。

但当时党内传闻最广的是汪精卫如何利用廖案苛待胡氏， 并在一批国民党“老同志”中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汉民），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获悉广州方面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他在日记中感喟道：“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

当时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同志”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等人。这批人之汇聚，除对“联俄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向为学界所忽视。他们对汪氏不满，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是从“友道信义”上指责汪氏人品。如戴季陶致广州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 本来汪、胡两人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一“长厚”，一“刻薄”。孰意廖案之后，形象完全颠覆。党内“老同志”亦由此与汪氏埋下难以化解的怨结。

蒋介石可能是廖案的最大受益者。廖案以前，蒋在党内的座次最多位列第五；廖案以后，一跃而位居第三。其次，廖氏生前是黄埔军校党代表，法理上与校长平起平坐，对校务有节制和监督之权。军校的一切规则、法令、命令，均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有效。 这种军政二元首长制，对蒋的权力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牵制。 廖氏死去，蒋自然是一种解脱。从此黄埔军校大权实际由蒋一人独掌。

当时蒋的职位，除黄埔军校校长外，另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许崇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粤军总司令，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廖案后不久，蒋介石采取非常手段逼迫许崇智离粤。逼走许崇智后，蒋在党内的地位晋升为第二，仅次于汪精卫，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事本与汪精卫没有直接关系，但被驱逐的许崇智在痛恨蒋的同时，对汪似乎更不原谅。在许氏看来，汪之当选国府主席，他立有“拥戴”殊勋，而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 认为汪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投井下石，因而对汪极为愤忿。

这些不满汪精卫的“老同志”，很快聚集起来，并于1925年11月下旬集会北京西山，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西山派的诉求主要有三：一是对汪精卫个人不满；二是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三是对中政会的“僭越”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