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倚赖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曾公开批评党内“老同志”太过稳健。 对国民党元老们来说，眼见这些后进少年轻而易举跃居党内高位，难免心有不服。国民党内最早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按照国民党改组后的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孙中山于1924年7月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似有意削减中执会内一批保守的“老同志”的掣肘。中政会在国民党党章中缺乏法理依据。孙中山在世时，党内虽有人对中政会的设立有所质疑，但因是孙中山主持，质疑者不敢公开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实际成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随着中政会集权的强化，中执会的权力大受侵蚀。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尤其心怀不满。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亦随之而起。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批元老被投置闲散。陈公博即认为，西山会议的原因之一，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失意分子的反攻。 他们将自己的“失意”归罪于汪精卫及其幕后操手鲍罗廷。

由于西山派以“分共”相号召，以往学术界对西山派的认知，多专注其反共的面相，有意无意忽略了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一面。其实西山派“老同志”主要为了自己失落的权力和利益。对胡汉民的遭遇，更多的是“同病相怜”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西山派并未因蒋介石站在汪精卫一边而怀恨蒋介石。相反，他们有意拉拢蒋介石，而且有意离间汪蒋。

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首次当选为中委，随后又相继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

蒋介石生性多疑，“二大”后，骤登高位，难免自我危惧。1926年3月20日，蒋以其校长座舰“中山舰”出现“异动”迹象，疑心有一个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与中共联手的倒蒋阴谋，于是宣布紧急戒严，是为有名的“中山舰事件”。据杨天石先生考证，事件的发生，正是西山会议派从中挑拨离间的结果。 1930年，邹鲁曾告诉陈公博，当时西山派的“老同志”们一心想拆散广州的局面，离间汪蒋关系，并使蒋和共产党分家，于是捏造一个汪、共、俄联手驱蒋计划。蒋信以为真，从而引发3月20日“应变”之举。 对蒋介石而言，中山舰事件并非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政变，只能说是一次紧急“应变”处置，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一度准备反击，但因得不到苏联顾问的支持，竟负气出走海外。蒋介石得以轻而易举地掌控广州大局。4月16日，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

西山派的挑拨，汪精卫的出走，无形中“成全”了蒋介石。这样的结局，也出乎西山派“老同志”们的预料。

西山派虽是中山舰事件的最初挑起者，却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事件发生后，西山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另立中央。与会代表最初对蒋介石驱逐汪精卫狂喜不已，认为蒋与他们志同道合。谢持提议致电蒋介石予以训勉，沈定一提议将全会移往广州续开，邹鲁更建议在致蒋介石电文中，要求蒋氏及国民政府一律听从上海“中央”的命令。经过数日的讨论，大会最后决定：一、以大会及个人名义分别致电蒋介石予以训勉；二、将全会移往广州继续举行；三、推派代表赴粤商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