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北伐军事的节节推进，南方革命队伍的分裂之象日趋显露。迎汪复职，提高党权运动和迁都之争等，均是国共之间和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激烈冲突的反映，而矛盾的焦点则集中于蒋介石一身。在军事方面，势力日涨的唐生智对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极度忧虑鲍罗廷、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其权位的颠覆，而后者则力图使国民党的高层权力格局回复到中山舰事件之前的状态。为此，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了迎汪回国复职运动，意在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膨胀。而迎汪运动一时风起云涌，自然与中山舰事件后的党人心态有密切关系。加之“北伐已到了长江，各军都慢慢要扩张，各有扩军之心，而又怀有自危之念，那么反蒋迎汪也很顺理而成章。”

据鲍罗廷的即时观察，蒋介石实际上处于两种势力的夹缝之中。右派要求蒋介石镇压和限制共产党和左派，而左派和共产党则怀疑蒋介石日趋右倾，而与蒋形成对抗立场。 依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看法，此时的蒋介石属于中派，处于左右两派的夹攻中，有点两不讨好。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虽然声势煊赫，却也因此遭各派各军之嫉忌。

1926年10月，革命势力向长江中下游推进。武汉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蒋介石主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2月13日，在武汉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并正式对外宣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

蒋介石很快察觉以左派为中心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有可能在鲍罗廷操纵和中共影响下架空自己。加之在武汉的实力派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等人都表示服膺临时联席会议，恐将来难以掌控。于是蒋迅速调整策略，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委员途经南昌之机，宣布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于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

这样一来，武汉与南昌之间的对峙迅速升级，俨然形成两个中央。武汉一方坚持以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南昌一方坚持以中央政治会议行使最高权力。双方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从赣汉两方形势分析，汉方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孙科、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宋子文、陈公博等一批中央委员多站在武汉一边，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如谭延闿、何香凝等亦不愿随蒋与武汉破裂；二是唐生智等一批军事将领表示支持武汉政权；三是财政部长宋子文在武汉掌握着蒋所需要的军费。

武汉方面想通过召开中央全会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乃于1927年3月10－1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由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势力掌控。蒋介石原来的职位如中常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要职，或被撤销或被替代，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武汉方面显然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及其反应。他们天真地以为可以借助中央全会之类的党权力量来削弱乃至剥夺蒋介石日趋膨胀的军权。其实，党权与军权的较量，说白了，即是文人对付武人，笔杆对付枪杆，其胜负不卜可知。

不过蒋也清楚，自己虽掌控武力，若要另立中央，仍须取得党统上的“合法性”。迁都之争时，他中途截留部分中央委员，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国民党中央委员，左倾的大多留在武汉，右倾的大多加入了西山派。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另想办法。

陈果夫忆述，是他建议蒋介石借重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老同志”，取得他们对清党反共与另立中央的支持。 于是出现了“四老”联手辅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