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相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个人的长相，二是个人的举止仪态，包括衣着边幅。一个人的长相是天生的，无从改变。而举止仪态则不同，是后天形成的，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官员，对举止仪态似乎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父亲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很注意的一个细节。父亲出生于民国时期，从小接受的教育学问就是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的，这些礼仪经过几代人的革命，已经逐渐消失了，到了今天，几乎荡然无存。普通人的举止仪态，或许不算是大事，但是在官员身上，它的影响就大了。现在传媒高度发达，公众人物的所有细节，无时无刻不暴露在民众面前，无所遁形。这时，一个人的举止仪态，更能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修养。

帝王将相有他们的相，平民布衣也有自己的相。父亲既给别人看相，作为一介草民，也被人看过相。父亲小时候就被一个相士看过相，这在前文已经提及。后来，父亲老了，也有人给他看过相。大家都说父亲的相很好，给他最普遍的评价是“仙风道骨”。父亲个头不高，体重不足一百斤，是一个瘦小的老头。但是当你站在他面前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父亲不怒自威，身上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同时，父亲慈眉善目，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虽然面相是先天形成的，但父亲的仪容仪表，同他一生修禅学道也有很大关系。港台一些有名的相士，还有父亲的学生中懂相法的人，都给他看过相。父亲听了他们的论断，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真正的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主要是看这个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

父亲有一个相士学生，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在台湾很有名气，人送外号“刘神仙”。他看相算命要价很高，一次要好几万块钱。有一次，他得空要来看望父亲。彼时，父亲还在香港居住，于是他就从台北飞到香港。他刚一见到父亲，没说几句，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看相算命。父亲劝他不要再从事这类事情了，收摊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吧，如今时机不错，可以到大陆投资做生意，自己可以帮助他找路子。但是，这位“刘神仙”对于父亲的提议，完全听不进去。他继续谈论自己的老本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讲得头头是道。最后，他对父亲和周围的人说，给大人物看相算命，更容易成名。对于他的侃侃而谈，父亲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礼貌地再次劝他就此打住。

父亲对他说，历史上有名的相士，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正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父亲为此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东汉之时的易学大师京房的例子。京房与他的老师焦延寿创造出“京焦易”，能未卜先知，言无不中，以至于连皇帝有什么事都要去问他。他的老师说，京房把我的易学都学通了，将来必死于易学。后来，京房果然因学问太精，遭人嫉恨，被捕处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另一个是关于北宋大儒邵雍的。邵雍是“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对易学研究很深，写了一本《皇极经世》，并创作了预言性质的《梅花诗》，学问很大。但邵雍的命运也并不好，一生隐而不仕，生活清苦，六十七岁便病逝了。父亲举这些例子，规劝“刘神仙”，希望他能及时收手，莫要将来后悔。但父亲的一番好意，却没有劝动他，他的兴趣还在算命看相上。

过了一年，父亲听到消息，说他的那位学生因为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才刚过五十岁，也算是暴死。真应了父亲对他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那句话。这些所谓的“神仙”，究竟能否“察见渊鱼”，我们无从知晓；但他们为了个人私利，绞尽脑汁去糊弄别人，以至于心力交瘁，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