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的主题是要痛骂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这我很在行。虽然我在从美国到（后来）台湾的各类电影课上说过无数张艺谋《活着》、《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的好话，但我迄今发表的评论张艺谋的文章，从《红高粱》到《英雄》到日后的奥运开幕大典，无不属于找碴类型的。于是我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窜上了主播台，却在屁股坐稳到太师椅上的那一瞬间变成一只泄了气的小鸟。在那张宽广而僵硬的太师椅上，我显得多么地渺小。当微型麦克风扣到我衣领上的时候，我感到坐上的是行刑的电椅。我强作镇静，但原本郁积的对《十面埋伏》的愤怒已经转化成对录像棚环境的更深的怨怼。

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录像时究竟胡诌了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表情和动作极不自然，说话极不顺畅；而我那朋友Z一遭遇刺眼的灯光就患上了失语症，平时的火爆脾性不治而愈。我为了摆出不太别扭的坐姿，不得不略略侧身靠向一边，并把原先如两行泪水般垂下的双腿调整为二郎腿。这样，在一路狂扁《十面埋伏》的过程中，我终于忘乎所以，口若悬河，将对录像棚的悲愤化作了嘲讽张艺谋烂片的巨大力量。

等到剪辑开始的时候，才发现被我推举为制片的L对台里的严苛审查深感恐惧，并进行了严苛程度不遑多让的自我审查和删节。但由于毫无经验，居然下令剪辑师仔细聆听每一秒里的音节，切掉每一个语气词，甚至每一个停顿的空隙。这使得最后播出的版本里，我的说话接近于计算机语音合成器的产品：没有表达情感的语气词，甚至没有呼吸！这个干净到了令人发指程度的版本，在审查时仍然遭遇到指摘。据说C主任紧锁眉头咕哝道：这个杨小滨怎么可以跷着二郎腿？另外，朋友Z由于经常发表雷人的坏文章，在出场时只好去掉了姓氏，连名字也用了谐音，弄得他灰头土脸，牢骚满腹。

我们的节目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满的方面，包括嫌我们趣味过于低俗，忽略了高雅艺术。不过，由于本栏目的改革是在台长主执的方针下进行的，我们才得以持续下去，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策划了“酒吧文化”、“网络文学”、“刀郎现象”，甚至“厕所文化”等选题。当然，为了躲避广播电视总局的闲言碎语，我们也臧否“画廊文化”、“国产卡通片”，甚至接受指定的任务，在教师节的时候论争“影视中的教师形象”。但更不容忽视的却是与商业效果密切相关的收视率。不低俗怎么可能吸引眼球呢？于是，在有关网络文学的那一集里，我找来了网络美女作家两枚，三人一同牺牲色相，竭尽蔡康永、小S式的调笑之能事；在谈卡通片的那一集里，我临时扮演起卡通片中的人物，挤出幼齿童声。当然，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先在中国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我，并没有忘记夹带文化批判的私货，但这个部分大概是最没有人注意到的。而我没有意识到的却是，自己不就应当是被批判的对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