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先生对第60军的这次撤退行动十分满意，一再称赞说：“吉林撤退是最成功的一次战略撤退。”一些中外右翼报纸和通讯社也乘机大肆吹嘘，把它誉为“东方敦刻尔克最成功的撤退”。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次虽然是安全撤退，部队未遭受大的损失，而军心士气却受到很大影响，军队内部悲观失望的情绪更加普遍了，从军事角度上看，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处境也更加险恶了。

就在第60军撤至长春的第二天，即3月12日清晨，东北解放军1纵、3纵、7纵和炮兵部队在2纵、8纵、10纵及独立师部队的配合下，向四平街发动总攻。解放军攻城部队首先夺取了四平街市郊的制高点，然后以大炮猛轰城内，压制住守军的回击炮火，继以步兵突破该市东南段城墙，涌入市区，双方展开激烈巷战。至13日晨，四平街守军第71军88师主力两个团及新1军、第71军留守部队均被歼灭，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该市。这次被人们称为第三次四平街会战的战役，终以国民党军队的惨败告终了。

这样，东北国民党军队在一星期内接连丢失了两个省会（永吉市为当时吉林省省会、四平街为当时辽北省省会），长春则成了一个战略上的孤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第60军撤到长春后，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将军即先期飞返沈阳，向卫立煌将军汇报情况，我留下来布置长春的防务。依我自己的打算，准备一俟处理好长春的事情，便赶紧飞返沈阳，继续我原来去北平“治病”的计划。但偏偏是事与愿违，就在这时，我接到卫立煌将军在沈阳发来的电报，他希望我留在长春，兼任刚刚组建成的第一兵团司令官，并接替梁华盛将军的吉林省主席职务（梁氏已于永吉撤退前回到沈阳）。

卫将军的这道电报，使我非常恼火。谁都知道，长春远离沈阳主力，已处于解放军战略包围之中，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候要将我派到这里长期镇守，不是把我往火坑里送吗？况且卫氏做出这样的决定，事前竟不同我打个招呼，更令我不快。所以。我未理睬卫将军的命令，将长春防务部署完毕即匆匆飞返沈阳。

回到沈阳后，卫立煌将军见到我，故意显出惊讶的样子，问道：“桂庭，不是要你留在那里吗，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有些没好气地回答：“请总司令还是另择良将吧，长春我不去，我还是要到北平去治病！”卫氏有些难堪地笑了笑，却没有动气，语气很和缓地说：“桂庭，目前这种情势，你还是不要走了罢。要你到长春，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委员长也是这么主张的。”我赌气地说：“不管怎么讲，长春我是不去的！”言毕，即起身告退了。这是我和卫将军之间唯一的一次不愉快的谈话。

这样僵持了几天，我又接到蒋介石先生发来的一封带有命令口气的电报，一定要我到长春负军政的责任。蒋先生亲自给我下这样的命令，使我不能不有所考虑了。去，还是不去？我思想上斗争得很厉害。去长春，显然是死路一条，恐怕很难生还；不去，就要冒公然违抗蒋先生命令的风险。而那时我受“忠君”的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加以多年来受蒋先生用曾国藩的榜样培养教育的结果，使我养成了“服从命令，安分守己”的作风。这也正是我一向深受蒋先生信任的原因之一。所以，此时我不愿，也不敢不听从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