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迟疑难决之际，我在东北的一些朋友，如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将军、第52军军长覃异之将军、新6军副军长舒适存将军等知道消息后，都相继来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廖、舒二人向我建议说：最好能要求卫立煌将军让梁华盛将军继续主持长春军政事务，或请求在锦州的范汉杰将军与我对调。我思来想去，觉得现在也只有用这个办法去碰碰运气了，乃去卫立煌将军的住处向他谈了上述意见。

卫将军听了我的要求，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半晌方说：“桂庭，梁副司令与曾军长关系搞得很紧张，你是知道的，他到那里不便指挥作战。范副司令对长春的情况也不熟悉，我们反复考虑，只有你去比较合适。”他说着站起身，在室内踱了几步，重在我身边坐下，很恳切地继续说：“桂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了解。说实话，我也知道长春很危险，不太情愿让你担这种风险。可现在局面坏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没有别的法子好想呀。我辈身为军人，应以‘党国’利益为重，请不要再推辞了。况且长春工事坚固，兵力雄厚，只要认真防守，是可以坚守下去的。你去之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卫氏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我颇为感动。我没有再说什么，便默默地起身告辞了。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我知道，去与不去长春必须下决断了。想起白天卫将军讲的那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角度上看，我去长春确实比范、梁等人合适些。一来我情况熟悉，二来在长春的新7军将领，如李鸿、史说、邓士富、龙国钧等都是我在驻印军时的部属，平日私交甚好。至于曾泽生将军等第60军将领，也与我素无矛盾，因此我在那里坐镇指挥比较便利。这也许就是蒋、卫派我去长春的用意所在吧。就我个人来说，去长春固然很危险，但在沈阳、锦州又何尝不危险？实际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在危险之中，倘有一天国民党垮台了，我们这些人有谁能走得掉呢？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由谁负责？相反，我若坚决不去长春，就算今后能侥幸保全性命，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和声誉就可能完结了。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比死都难受的事情，愈这样想着，我愈觉得长春非去不可了，最后终于咬咬牙，下定了去的决心。

第二天上午，我去见卫立煌将军，表示愿意接受去长春的任务。卫氏闻言大喜，高兴地搓着手连声说：“好！好！”接着又慰勉了我一番，并留我在他那里吃了一餐丰盛的酒饭。

为了组建新成立的第一兵团司令部，我在沈阳又耽搁了几天，网罗了一批军官，直到3月中下旬，才怀着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飞抵长春赴任。

我飞离沈阳前，许多朋友赶来看我。大家知道局势险恶，前途未卜，也许说不定这就是今生最后一次见面了，彼此都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廖耀湘将军与我共事多年，一起共过患难，对我更为关切，分手时他还一再埋怨我：“桂公（一些部属和朋友对我的尊称）为人也太厚道了，长春是不该你去的。卫总司令这样决定，不是把你往虎口里送么？”我苦笑着摇摇头，没有说话。他自觉有些失言，又改口道：“将来万一事情不可为，请桂公率队伍向西南方向突围，那里共军兵力空虚，我到时也一定设法接应你们。”我知道这是他的好意安慰，心中既感激又酸楚，心想到了那种时候，我们谁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纵然想彼此救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月25日，我在长春励志社大礼堂宣誓就职。为了鼓舞士气，在就职仪式上我向在场的众多文武官员宣布了蒋介石先生为我们规定的“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战略任务，要求大家精诚团结，共守长春，只待蒋委员长指挥大军出关增援，我们即转入战略反攻，云云。随后，就职仪式就草草结束了。

从那时以后，直至这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过了一生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