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北师大就教于钱的徐铸成徐铸成（1907—1991）,《文汇报》原总编辑和主笔，创始人之一。在其晚年回忆录《旧闻杂忆·北京的图书馆》里，有对钱玄同上课的生动回忆：“每次上课，他总先在课堂外等候了，钟声一响，立即走上讲坛，用铅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就立即开讲。讲起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上课从不带一本书一张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使这样一门本来很沉闷的功课，讲得非常生动。”

“钱玄同先生每次上课时，从不看一眼究竟学生有无缺席，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徐铸成还说，他在北师大国文系还修过温源宁、吴承仕、朱希祖、马裕藻、刘文典、高步瀛、刘毓盘诸先生的课，他们都是当时的权威学者，教授也非常认真，但“所有这些先生，对学生的点名、考试等，都是不同程度采取‘马虎’态度的”。

张中行晚年为《钱玄同文集》撰序，回忆他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听钱玄同课的印象和学生对教授们的评价：“（钱玄同）口才好，立着讲，总是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在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授课，重学而轻法（教学法），就我听过课的一些文史界名流说，多数是笔高口低，举顾颉刚先生的例，下笔千言，到课堂上讲就既不清楚又不流利。钱先生不然，用普通话讲，深入浅出，条例清晰，如果化声音为文字，一堂课就成为一篇精练的讲稿。记得上学时期曾以口才为标准排名次，是胡适第一，钱先生第二，钱穆第三。”

在《负暄琐话·红楼点滴》中，张中行则记述道：“钱先生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什么。考题四道，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校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

对于钱玄同的这种做法，张中行认为也自有其道理：“考而不阅卷，同样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钱先生治学，一向是求实求高，课堂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了不相干，则认真反而是浪费，不如处理他堆在手头的。”

钱玄同这套无为而治的方法，能够在北师大和北大通行无阻，也是因为这两校自由宽松的风气。在燕京大学兼课时，钱玄同对学生考卷还是不批，就碰了钉子。当时燕京大学里有美国人办事比较较真，说按照学校规定，不改试卷就应扣发薪金。钱玄同不看考卷，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玄同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要依照学校的制度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玄同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