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梅贻琦的温文尔雅、廉洁无私也为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而民主开通、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出言慎重的个性也使得在各种矛盾中，他的话常常能一言解纷。西南联大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贻琦说话的谦逊含蓄：“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抗战期间，清华在昆明的校友曾经为梅贻琦举办了一个“服务母校二十五年公祝会”，临到梅贻琦致答辞的时候，他说了如下一段话：

诸位大概都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个角色，叫王帽的，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除了很少的几出，如《打金枝》、《上天台》——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他还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漫漫长夜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同仁校友敢告无罪。”

梅贻琦为人廉洁，两袖清风。1928年他奉派到华盛顿去做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一到任便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冬天全楼的温暖全靠地下室的一只大火炉供应，司机和烧炉工合成一人，梅贻琦本人也常常兼差——有时自己开车，有时则下到地窖里去从炉子里掏出没烧透的煤渣。按照规定，清华大学校长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由公家供给的，有公务人员按时送到，梅贻琦上任后一切全免，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夫人韩咏华和梅贻琦一起进城可以坐他的汽车，一个人进城时则永远乘班车。梅贻琦任清华校长期间，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办事员降到最低限度。他用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抗战时期刚到昆明，梅贻琦就辞退司机，把归他个人使用的小汽车让给西南联大公用，他因公务外出或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乘蒋梦麟或别人的车。

据郑天挺回忆，一次，他和梅贻琦、罗常培办完事情，准备从成都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飞机票，恰好又得到了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政汽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政汽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掉了飞机票。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学生、教授们的生活都非常艰苦。韩咏华在《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中记述道：“我们和潘光旦先生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年、1939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又舍不得穿袜子，韩咏华的脚都被磨破了，腿肿得好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