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不仅对别人坚守规矩，对自己的子侄也不例外。据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成回忆，当年胞弟梅祖武报考清华，却没有告诉大伯梅贻琦，因为知道如果成绩不合格，告诉他也没用。后来梅祖武没能考上清华，而是被北洋大学北平分部（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录取。梅祖成在《有关伯父梅贻琦的几件事》中记述道：“1947年秋，正在燕京大学读大三的我刚开学回到学校，一天在阶梯教室上完张东荪先生的逻辑学课，下课时意外地在教室里见到了堂妹梅祖芬。问她：‘来听张先生的课？’答：‘我考上燕京了。’我当时愣了一下，马上就明白过来了，我们会心一笑，各自忙着上课去了。祖芬妹是贻琦伯父的小女儿，家就住在清华园甲所。过了几天，又见到了祖芬妹，我们谈及何以不进清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没有考取呀！”梅贻琦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凭个人关系录取过一个“自己人”，他曾嘱咐秘书和招生老师，凡要求破例录取的信件，不必转给他本人，一律按规定办事。

西南联大国文系1946年合影，众人身后即西南联大的铁皮屋顶教室

坐椅子者左起为：浦江青、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维、余冠英、王力、沈从文，罗庸后面立者为梅贻琦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同人建议他当天不开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梅贻琦坚持照常，理由是：“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

同年，美国陆军大规模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需要大批翻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被征调去服务，梅贻琦19岁的独子梅祖彦当时就读联大机械二年级，不在应征之列，但出于爱国热情，也报名参加了。对此事人们传说不一，有的说梅校长带头送子参军，也有的说祖彦要去，家里不同意，韩咏华说：“这都不是实际情况。据我所知，月涵在学校对教授、学生有民主作风，在家庭对妻子1933年至1935年，韩咏华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陈福田的英语、钱稻孙的日语和金岳霖的逻辑学，事先曾征求梅贻琦的意见，梅贻琦不反对，但要求夫人既想学就要把课程坚持学到底。、儿女也同样，一切根据自愿，合理的就支持，从不强迫命令。所以祖彦参军和别的学生完全一样，是自愿去的，月涵既未主动提出，也未拦阻。”梅祖彦后来回忆说：“父亲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望我先把学业完成，报效国家以后尽有机会，但由于我很坚持，他即未阻拦。”

张申府张申府，名崧年，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共产党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1948年，因《呼吁和平》一文遭到批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受到冲击。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能够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几年之后知识分子，包括他本人，果然多次受到了“特殊照顾”，只是并不是以他所希望的方式。

邹承鲁院士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时，曾总结了两个字：自由。“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