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每提起郑天挺的名字，没有人不夸赞他的。他背负着联大人的信任，这信任是他的给养，也是他的方向。无论是最初的创建分校，还是后来的总务工作，他都是兢兢业业，努力做好每一份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弊得失，风雨人生中，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他甘当联大的孺子牛。

1938年3月，西南联合大学由于学校教室缺乏，需要开辟分校，经过开会研究，文法学院计划设在蒙自，北大专门派郑天挺去筹备分校一切事宜。郑天挺于3月17日晚至滇南重镇蒙自，尽最快的速度安排校舍，迎接师生的到来，以便尽快走上正轨。经过紧张的修复，校舍工程完备。郑天挺还不放心学校的治安问题，又与当地县长协商，请县长增派保安队40名，驻扎在离学校不远的三元宫，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出行。4月初，蒙自文法学院的教授和学生陆续到来。

1940年二月，危难关头郑天挺就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物价飞涨，物资匮乏已让总务工作举步维艰，加上三校的工作人员初次合作，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矛盾颇多，更让总务工作如履薄冰。好在郑先生为人谦和，做事耐心，方方面面进行了极好的沟通与疏导，总务工作做得有条不紊，赢得了很多人的口碑，其中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曾这样赞誉郑天挺说：“现在内地各大学无不痛骂总务负责人，只有西南联大例外。”

郑天挺不仅能把学校的总务工作做到极致，更能很好地处理好同事及家属之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943年，由于日机的频繁轰炸侵袭，北大在东北郊离城五公里的岗头村盖了一所平房，让校长蒋梦麟做避难所，另在旁边盖了七间平房、一大厅及小间房，供北大同仁使用。每当敌机轰炸时，就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停留。由于空间狭小逼仄，加上避难的人极多，十分拥挤，这就难免发生磕碰摩擦这类的小事，以至于人际关系日趋紧张。

据可靠资料记载，蒋梦麟的夫人陶曾榖曾与北大一些教授及家属有过罅隙，尤与性格独特的周炳琳教授闹得不可开交，“战火”愈烧愈旺，必须要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做出了断，双方强烈要求在“蒋寓”与大院之间砌一道高墙，以使双方永不见面，减少冲突。

面对如此棘手之事，郑天挺经过再三调解，即使抛出“砌墙必然会引发校内舆论恶评，影响不佳”的大道理，两边仍然互不原谅，坚持认为砌墙避见乃最好策略。郑天挺无奈，只得同意砌墙。但不是砌成一人多高的墙壁，而仅仅搭砌一尺多高的半截墙。虽美之名曰“隔离墙”，却一抬腿就能跨过去，两边的人还是能够守望相见，无论双方如何施压，郑天挺就是不再往高砌，就让这条“半截子墙”晾在那儿。

奇迹发生在半月后，不知道是良心发现，还是自我反省的结果，反正冲突双方一致要求郑总务长迅速拆掉这堵矮墙。这一次，郑天挺无比痛快地下达了指令，矮墙拆除工作，瞬间完成。曾是联大学生何炳棣赞曰：“只有毅生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这一赞誉，相当中肯。

西南联大，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除了联大师生的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外，郑天挺的这种甘当“孺子牛”的精神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