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互文性写作的每一碎片，都呈现为一个“虫洞”（wormhole），我们可以穿越它而抵达另一个时空。比如，“绣被犹堆越鄂君”这一句，作者用事之意，不止于花瓣重叠的物态之模拟，原典《说苑·善说》的那则韵事，特别是《越人歌》里的“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那样一种意外的受宠之感，也扩散到当下的文本中来。甚至再推进一层，追溯到原典的原典，互文的互文，直至《诗经·国风·绸缪》的“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那种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的欢喜与无奈，也遥应着面对“粲者”牡丹的诗人当下的心理。正是《文心雕龙·隐秀》所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用互文性的术语表述起来，就是任何文本都处于一个巨大繁复的意义网络中，无法摆脱从“隐”、“奥”的源头“派生”出来的“重旨”、“复意”的纠缠。

刘勰所谓“重旨”与“复意”，就是现代诗学常说的“多义”或“歧义”（Ambiguity），但不是“晦涩”（Obscurity）。李商隐诗素称晦涩，然而事实上往往不过是意义多歧而已。刘若愚谈到李商隐诗的Ambiguity，他认为这种意义之多歧来源于三重不确定性：诗本身、作者意图以及富于弹性的中文语法。他曾就《锦瑟》一诗的众说纷纭而写道：

关于这首诗存在这么多的论争，可见大多数读者都受到此诗的语言的强烈影响，并且感觉到了诗中具体表现出来的某一境界，尽管在描述这个境界与形容对此一境界的反应时，他们会有很大的差别。一些批评家可能误解了此一诗的境界的本质，错认了他们反应的缘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反应不真实。实际上，不同的批评家对这首诗的反应，共同点来得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而关于此诗的众说纷纭，也并不表示这是一首失败之作。相反，这恰恰说明这首诗体现的境界如此繁复多面，容得下各种各样的解释，因为每位批评家恐怕只看到其中一方面而排除了别的方面。

我们应该试着从互文性角度来理解这一“重旨”与“复意”问题。一个繁复的文本总是能够唤起读者的多重阅读体验，像刘若愚说的，他们的反应并非不真实，然而有一些反应没有正确的缘由，这就是误读。尽管从“诗无达诂”的意义上说，没有哪种阅读不是误读（misreading），一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没有哪种解释不是曲解（misinterpretation）。但读者寻找唯一正确的解释的冲动绝不会停止。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二曰：“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他寄望于一部理想的权威笺注，而中国传统的笺注，我们知道，大抵只注出处，绝少断以己意。也就是说，笺注者仅仅提供一个与当前文本相关的互文的网络，出处明则意义自明。这其实基于一个假定，即每一则典故都已精确制导，规限了读者的反应方向，可以一举中的。如果发生理解上的分歧，一定是互文关系上挖掘不力而已。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的看法，就代表了这种笺注家的自信：“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义山诗号称难解，但本此义一字不放过，解亦不难。”

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诗论绝句》之十二云：“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也许有人会说，互文性理论从文学中抽离了现实生活，切断了文本与现实的联系。要做李商隐的解人，必须寻绎他真实的生命史。可是，离开浇覆在他文本之上的盘根错节的互文关系，所谓真实的生命何从侦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不是在说鲜活的情感只有瞬间的真实性吗？个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最终只能依靠文本世界所保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