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用典问题，堪称中国古典诗学的焦点之一。新文学发生以来，贬抑用典的论调完全占了上风。早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其中之一就是“不用典”。当代，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影响也非常大，进一步加深了使用典故是中国诗歌“后天失调”的认识。他在此书著名的序言中，历数了宋代诗人的用典习气：

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们给这种习气的定义是：“资书以为诗”，后人直率的解释是：“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宋代诗人的现实感虽然没有完全沉没在文字海里，但是有时也已经像李逵假洑水，探头探脑的挣扎。

其实，钱锺书在《宋诗选注》里面对于用典所持的大量负面看法，未必不是违心之论，因为他早年以为“在原则上典故无可非议”，晚年也认为“隶事运典……末流虽滥施乖方，本旨固未可全非焉”。而即使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钱锺书也谈到诗文中用典的艺术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他本人就是“文字海”里的游泳冠军菲尔普斯。他的诗走的就是襞积故实的路数，最爱向冷僻的书中钩新摘异；他的《谈艺录》与《管锥编》，更是充满了互文世界的记忆与沉醉。这不，在上文批评用典的话语中，他也忍不住要用上一个典：李逵探头探脑的假洑水，语出《水浒传》第三十七回“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古今反对诗中用典的批评家，无不引钟嵘为同调。的确，钟嵘是不满诗中用典习气的第一人，可是我们应该知道，他在《诗品·序》中，就像钱锺书总的态度一样，反对的不是用典这一手法本身，而是过度用典导致的“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的倾向。他承认“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也清楚“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某些体裁是可以也应该用典的。而且，在说了那么多贬斥之辞后，钟嵘接下来的一个转折，很值得我们留意：

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钟嵘的意思很明白：“自然”与“天才”的原创性毕竟罕见，如果不能够达到“即目”、“所见”的最高境界，加以“事义”，表以“学问”，亦未尝不“宜”也。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已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常识。然而，照罗兰·巴特的说法，写作不再是指古典作家所说的再现或描绘的行为，写作者也只不过是誊抄员（scriptor），“他的手，应承着纯粹为了誊写（而不是表达）的姿势，探索着一个没有起源的领域，或者至少不再有其他起源，除了语言本身，而语言不断质疑着所有的起源。”互文性理论认“流”为“源”，变“继承和借鉴”为“创造”，看起来真是“近代诸公”的“奇特解会”。可是，《旧约·传道书》云：“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所以说，“自然”“天才”与“原创性”大抵上只是作者的幻觉和论者的空言。王若虚批评黄庭坚说：“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可是他忘了，黄庭坚《与洪驹父书》虽然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却首先声明一句：“自作语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