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上午去探访张充和先生，她常常正在习字。餐厅的大案桌上，方砚台里的浓墨早已研好，字帖被镇纸压服着，临写过的墨字纸张，往往已经堆成了一小摞。我么，以往总不敢向张先生讨字，最近则开始学会“赖皮”了——我对充和老人说：我要向重庆当年的她学习。她早年向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的时候，有空就陪着老师写字，同时随手捡拾老师写过字的纸张。我现在，也要抓空就捡拾这样的纸张。那天，征得她的同意，我随手捡起桌边一张她练写的纸张，便求她在间距上留下签名，盖上印章。老人从旁边的立柜里拿出盛装印鉴的盒子，从里面选了一枚小小的圆章，章子走过印泥，再轻缓小心地揿到纸上，随口说道：“这枚章子，还是闻一多给我刻的。”

“闻一多？”我大吃一惊，以为听错了，“就是当年那位拍案而起、被特务暗杀的闻一多么？”

“是他。”张先生的神情倒是很平静，“闻一多是我的老师，我战前在北大的时候，就上过他的楚辞课。他爱刻图章，知道我在学写字，就刻了这个章子送给我。”

“我听说，闻一多当年刻的印章，是卖钱的呢！”我忽然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段战时掌故，“听说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那一段，教授的生活很苦，得靠刻印卖钱，补贴日常家用。”

“他刻印卖钱，我当时也听说了。”老人点点头，“闻一多靠着战时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一大家子，手头的困窘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单身的没负担，反而显得很阔气，当时朋友出去吃喝，常常都是我请客。可这个图章，我没请他刻，是闻一多主动刻了送给我的。云南当地没有好的印石，你看，这个章子，是刻在粗藤上的。这是云南特有的一种黄藤，质地很硬的。”

我接过了老人手上的印章。果真，远看是一种玉质的黄润，掂在手里，才知道是一小截轻细却坚硬的圆藤。印章上，是章草字体的“张充和”三字，似乎还带着先贤的手泽余温。

我一时肃然。

窗外，绿影斑驳，春阳煦暖。

从手上的闻一多印章，我们谈起了云南昆明那一段的生活。

“我们今天一边磨着墨，一边聊吧！”研墨是老人每日的功课。早晨起来，习字之前，她总是先要把墨汁研磨好，写不同体、不同式样的字，她会用不同的墨锭。在案桌上的托子里，有时候会撂着不同形状和成色的墨条（日后我知道，那些墨条的名堂可大呢）。张先生一边霍霍地磨着墨，一边缓缓说道——

“战时我在云南昆明，待了两年，后来才转到重庆去的。”

“你当时在昆明，做什么事呢？”

“给教育部编高中的国文教科书。我们几个人——朱自清管散文，沈从文管小说，我管诗词歌赋、唐诗宋词。编书给我钱，钱从西南联大汪先生那里拿；朱、沈都不拿钱，他们有联大的薪水。开始我住在城里，来往的朋友大都是西南联大的。跟闻一多很熟，他有时候过来吃顿饭，他好酒，我们不喝酒，就他自己喝。后来日本人的轰炸一来，我们就住到乡下去了，这个印章，是闻一多托人带到乡下给我的。”

朱自清，闻一多（还有李公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几个与国运相连、也彼此命运相连的特殊名字，自然引起我探究的兴致。

“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朱自清话不太多，人很好，很和气。他一边在西南联大教书，一边参加编书，他平时不常来，编书才在一起。他个性严肃，不爱讲笑话，所以虽然很熟，但私交不深。听说朱自清的太太也会唱昆曲，但因为不常在一起，所以没和我们一起玩。相比之下，和闻一多则更熟一些。云南没有好石头，他刻印找不到材料，就把脑筋动到这种云南黄藤上了。这种老藤很粗很轻，质地却很细密，拿在手上暖暖的。”

我一直把玩着这个黄润如玉的圆印章，手上确实感受到丝丝暖意——那是岁月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