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的，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老人忽然微微笑起来，“我在北大上学时没修过朱自清的课，倒是在中学时读过他的《背影》，没想到后来成了同事。那时候白话文运动刚开始不久，我看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 sentimental（感伤，滥情），呵呵……”

“酸的馒头”本来是哈佛华裔教授李欧梵对sentimental的 “神译”，没想到老人也如此善用这个updated（时髦）的幽默——我一直注意到，老人的艺术感受力相当锐利，不时会对文字语感、音乐声腔等等话题，冒出一些别致的见解。

“闻一多在北大上课，给我们读楚辞。他好像是湖北人吧，用老辈人的吟诵法给我们吟唱，很好听，那是真正的楚声呀……”老人的思绪散漫开去了，“罗膺中（罗庸）的吟唱也很好听，他教词，从清华过来兼课，他的唱词法也很受学生欢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唱昆曲。听说俞平伯教诗词，也用唱的办法，可惜我没听过。后来与俞平伯熟了，与俞太太姐妹都成了曲友，我们一起唱昆曲。俞平伯不唱，给我们打板鼓……哎，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都比我年纪大……”

“可是，你们一唱起昆曲，就忘了辈分，大家都成了曲友……”我看老人家的话音里略略带点感伤，就接过了话头。

我记得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题为《晚翠园曲会》的文章里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这样写到张充和：

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她能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是的，那时候，几乎每次大家一起吃饭，饭桌上，我都是年纪最小的，二十几岁，却跟杨荫浏、杨振声他们玩在一起……”老人脸上又重新笑意盈盈。

“杨振声？”我觉得这个名字略略有点陌生。

“杨振声，我们都叫他杨今甫，他好像比我父亲年纪还大，却是跟我关系很亲近的老朋友。他当过青岛大学的校长，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总管，就是秘书长的角色。七七事变后我逃难到四川，是杨先生叫我去云南做事的。那时候我们几家人一起，住在离昆明很远的呈贡乡下。”

“呈贡，离昆明有多远？”

“从昆明去，要先坐一段火车，到了站，还要走十里地，可以骑马，也可以走路，我和沈先生一般都是骑马。”

“你们住在一起的，是哪几家人呢？”

“杨家，就是杨振声一家，夫妇俩带着女儿杨蔚、儿子杨起。沈家，就是我姐夫沈从文一家，我三姐和我，还有他们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小虎那时候还抱在手里。还有刘家，刘康甫家，他带着女儿跟我们住。还有汪先生，汪和宗，他是杨振声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从小做听差，本来是山东大学的药房伙计，现在既是书记官，管抄抄写写，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普通刻钢板、印制材料一档子的事，他都包了；又是后勤总管，管我们大家的吃饭。我们当时租住在一座叫『云龙庵』的庙堂房子里，那庙可有意思了，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孔孟圣人、上帝耶稣，全都供在一起，每个神明都给烧香磕头。有一段时间唐兰、卞之琳等等好多人，都在云龙庵住饼，冰心、吴文藻他们夫妇俩也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