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过话说：“我看过沈（从文）先生关于呈贡那段生活的一些随笔文字，那时候的呈贡云龙庵，几乎成了昆明郊外一个文化小中心，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很热闹呀。”

张先生颔首微笑：“确实很热闹。我们那时候几家人一起吃饭，大家拿钱，请一个女工做饭。我们把钱交给汪先生，他负责统管。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以后到了台湾才结婚。他是我们大家的小朋友，也是我五弟的好朋友。他叫和宗，我五弟叫宗和。他没有自己的私人印章，我就把五弟不要的图章送他，反正图章的字，『宗和』跟『和宗』，倒过来看都是一样的，呵呵……他真的极能干，我是看着他起来的，他后来一直做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总务主任。那年汉思学术休假，我跟汉思到台湾住了一年，住南港的『中研院』。汪和宗很热情地招待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台风来了，他叫人把我们的窗子钉起来。哎，那是真正的『他乡遇故知』呀……”

谈起昆明旧事，屋里也像是弥漫着春城的和煦气氛。

“那时候的饭桌上，大家都喜欢开玩笑。杨今甫和沈先生都喜欢说笑话，一大桌子吃饭，总是高高兴兴的。开始他们都叫我『四小姐』，我说：『难道我没有名字吗？叫我“充和”吧。』那是抗战年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小姐』。可他们也不愿叫我名字，后来他们就去掉了『小』字，不管大小老少，都叫我『四姐』，除了沈先生和我三姐叫我『四妹』以外。”老人提起这段旧事，笑容变得愈加粲然，“为这事，杨先生就在饭桌上开我的玩笑，说：『对于有身份的人，喜欢不喜欢，称呼里该省掉哪个字眼，这可是很有讲究的！你看，蒋委员长，大家都叫『委员长』、『委员长』的，从来都省略掉那个『蒋』字，讲究就在这里——就像『四小姐』得省略掉那个『小』字一样！你看看他说的！呵呵……”

老人像少女一般地轻声笑起来。

我忽然想起另一段老人常常提起的惹她生气的玩笑故事，便说：“杨先生把你跟『蒋委员长』相比，你不生气；我记得章士钊先生把你比作『蔡文姬』，你可是真的生气了……”

“对对，那可是到重庆以后的事了，”老人的记忆又从战时的春城昆明，延伸到了嘉陵江畔的山城重庆，“在昆明编教科书的事结束了以后，我就转到了重庆的教育部去了。因为我在重庆登台唱昆曲《游园惊梦》，章士钊和沈尹默为此写诗唱和，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师长，我也常常跟着他们一起写诗、写字，来来往往的。有一回章士钊赠我的诗里，把我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诗里说：『文姬流落干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章士钊的诗是我的老师沈尹默传给我的。我一看就生气了。我是因为抗战从苏州流落到重庆，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怎么能跟因为被匈奴打败，流落到西域嫁了胡人的蔡文姬相比！我对沈先生说，这是『拟于不伦』，沈先生知道我是真生气了，就赶紧写了和诗打圆场。唉——”老人忽然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日后还真是被章士钊的诗言中了——我后来，不就真的嫁了个胡人，嫁到『西域』来了么？”

老人顿住了话头。窗外树上的残雪，给屋里投射出一片斑驳的光影。 我打量着这位常常被坊间称为“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的老人的侧影，仪态端重，衣鬓整然。我想：原来“才女”之谓，竟是“其来有自”呢——还在抗战年间，章士钊老先生就把年轻的张充和，比拟为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了。战争，国难，烽火，胡尘，飘零，沧桑……这些“不伦”的字眼，就这样投影折射到站立于时光之流的河岸两畔，这遥隔千年的两代才女身上……

谈话于二○○八年二月十九日

二○一二年五月二日于耶鲁澄斋整理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