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到《万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董桥先生“购得秦淮名妓薛素素扇面一帧”，急忙电告好友，“欣喜之情电话线为之颤动”。想那薛素素系明末著名女画家，她的作品现在经常出入各艺术品拍卖行，在藏家和收藏业内大为流通，也为各博物馆所收藏。但如果薛素素以及与之齐名的女画家马湘兰不是秦淮名妓，结纳甚广，与当时名人骚客多有互赠书画的交游史，她们的作品是否也能进入流通，世传下来呢？

能否写墨兰以娱男人，是中国古代青楼女子评定自身价值的资本，也是她们谋生和竞争的手段。所以自古以来，青楼女画家比起养尊处优的闺秀女画家来，更有创作上的积极意识和竞争意识。明末青楼名妓，丹青高手薛素素和马湘兰由于身份开放，眼界广阔，与文人画友交游切磋很多，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所以她们的作品也“下笔迅扫”，“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与名人雅士的交流唱和，也使得她们的作品“为风雅者所珍，且名闻海外”。而进入商业渠道，则让她们的艺术得以流通和保存下来。但是在艺术史中，她们的地位仍是被遮蔽的，青楼身份始终消解着她们的艺术家身份（但同时青楼身份又使得她们的作品，更具有被文人雅士追逐和把玩的意蕴，商业价值因而倍增）。除了主流艺术史的忽略，更有主流价值观的排除。我曾看过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国妇联主编的《中国妇女文化通览》中，关于古代女画家一篇，也只介绍了良家妇女管道升、文淑、阮玉芬三位女画家。而薛素素和马湘兰显然因为身份问题，不能登大雅之堂，被排除在外。这种来自于男性话语同义的女性话语的排斥，尤其值得玩味。

有家学师承关系的中国古代名媛女画家的状况，与青楼女画家创作的意义和遭遇，却大不一样。她们的创作类似西方18、19世纪的女性业余绘画：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女性的消遣方式；都体现和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社会价值观；都默默无名，不被认知；都一直处于馈赠亲友或自生自灭的状态。从没有人集中整理、鉴别、发掘其潜在价值，更不可能受到艺评家和艺术史的关注。因而也很难有美学价值和商业价值，并得以在市场上和历史中流通。在中国古代，女画家受封建礼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往往还自毁作品，更使其不得流传。

无事则书画，“焯有父风”，是这类古代闺秀女画家的写照。中国古代女画家基本上是受父兄或丈夫的影响，单承家学，因而无法得到进一步的训练。章学诚所谓“琳琅款识，惟资对勘于湖州；笔墨精能，亦藉观摩于承旨”，是说即便是李清照、管道升，也只能与自己的丈夫欣赏把玩诗词画意；如果没有开明的皇帝的旨意，连管道升这样的绝世才女，其作品也不可能让世人观摩鉴赏。绝不可能因她们才学过人（甚至超过她们周围的男人），就可以与太学生们讨论文章，或是与当朝文人品评绘画。“文章虽是公器，而男女实千古大防。”看起来，才女们若要与外部世界的人交流文才画艺，天下都要大乱。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正统女性的创作只能在一种封闭中自生自灭。除了与亲属探求画理，赏析佳作之外，她们也不可能与外界有进一步的交流。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极少的女性艺术作品，就会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这些女性的背后，都有着一位开明而重要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