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陈序经，傅斯年很不走运。

在国民党政府中，最有可能把陈寅惆抢运”走的，恐怕只有傅斯年。1949年，身在台湾的傅斯年，多次致电陈寅恪催其赴台。

历史还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线索。1948年底陈寅恪自北平飞抵南京的第二天，也即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便宣告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正式就职。

傅斯年当然知道陈寅恪的价值。

远在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一点上，傅斯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有相当贡献的。该所云集了一批可算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精英。史语所共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三个机构。三个组的负责人皆一时之俊杰。历史组负责人是陈寅恪，语言组负责人是赵元任，考古组为李济。赵元任，现代杰出学者，在语言学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赵早年已负盛名，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李济，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山人之一，领导了被世界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掘之一”的安阳殷墟的发掘。三组负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三人都曾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求学，赵、李两人并获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陈寅恽赵元任、李济三人后来都成为各自学科领域的巨匠，而傅斯年把他们招至麾下时，陈寅恪才三十八岁，赵元任三十六岁，李济更年轻，只有三十三岁。

作为一个管理学人的行政人员，傅斯年亦可算是一个高手。他太了解二十世纪前期像陈寅恪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个性与人生理想，他极少与所内的学人谈论实际的政治问题。傅斯年死后二十多年，李济在回忆文章中尚如是说，“傅斯年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从不跟我们谈政治”。这是傅斯年治事用人的高明之处。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傅斯年当年在史语所有一硬性规定，不准所内人员兼职。陈寅恪与赵元任时为清华教授，无奈，傅斯年只好特允陈、赵两人例外，两头兼顾。据说，当年也只有这两个人是例外。陈寅恪虽是历史组负责人，却一直是挂名的，并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傅斯年也不苛求陈，但对陈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由此可见傅斯年对陈寅恪相知之深。

撇开其将自己的命运与国民党联结在一起的一面，傅斯年其实也算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学人。这位生于1896年的山东人，十岁时被誉为神童，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十三岁赴伦敦大学留学，二十七岁转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哲学。陈寅恪这时正在柏林大学研究比较语言学。若从这个时候算起，直到1948年，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交情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傅斯年介乎学人与为官治事之间，一生行藏似乎更偏重于后者，二十多年来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及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但作为学人，傅斯年亦有著述，对明史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有相当的研究。傅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位长年与国民党“同甘共苦”的学人，身前身后获得了少有的“贤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傅斯年识才，懂得珍惜人材。同时他的博学与文化学术思想，也赢得了那个时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好感。

在陈寅恪的一生中，相交如此之长、如此之厚的官方人员，傅斯年恐怕可算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