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斯年对陈寅惆屡电催赴台”，应有更深的原因。在上一年底傅斯年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后，便匆匆出任“台大”校长。再联系1948年12月15日傅在南京亲自迎接自平飞宁的胡适与陈寅恪，这期间傅斯年似乎与陈寅恪有一个口头之约，不然不好解释马上成为校长的傅氏为何屡电催陈赴台。据说，在台湾的傅斯年已为陈寅恪准备好数名助手。傅斯年一直期待着陈寅恪的到来是肯定的了。五六十年代在大陆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大概这种说法指的就是傅斯年催陈去台事。以傅斯年办事的魄力，只要陈寅恪想走，马上能派出专机是很有可能的事。

令人略为惋惜的是，这样有才干的人，竟然以悲剧告终。1950年12月20日，五十五岁的傅斯年在台湾省临时参议会议上突发脑溢血倒地不治。其时傅正为“台大”事接受参议员的质询。故傅死后台大学生集会示威抗议参议员逼死校长，几乎酿成一场风波。

耐人寻味的是，傅斯年死后陈寅恪曾写过挽诗，但到目前为止，在已面世的陈诗中未发现这首挽诗。此诗恐怕将永远被湮没。傅斯年直到死，都一直效忠国民党，这是一个很大的忌讳。五十年代初，陈寅恪显然曾将该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向达对其他人说过这样的话：陈寅恪在诗中将傅斯年比作郑成功。另据邓广铭回忆,陈寅恪悼傅斯年的诗即1950年所作的《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的七绝。此说尚有待细考。

相比于陈序经能把姜立夫从台湾“抢”回来，傅斯年不能“抢运”出陈寅恪，已不是欠缺运气可解释。陈序经能安陈寅恪，而傅斯年不能，恐怕有更深刻的原因。

两个同与陈寅恪一样横跨三个朝代（清朝、民国、人民共和国）的人，在1949年前后的人生抉择，可以作为解释上述问题的注脚。

张伯苓，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办学之初就立下“终身从事教育不作官”的誓言。1948年底经不起蒋介石的再三恳请，终于第一次破例答应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时年七十二岁。结果半年不到，因无法忍受当局“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实，愤然回到重庆的寓所深居简出。共产党进军西南前夕，蒋介石两次亲自登门催促张去台湾或出国，并保证其一家人可以一同走。张伯苓没有点头。最后一次由蒋经国上门劝说，并云“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张伯苓到最后还是没有答应。

结果，张伯苓最终还是留在大陆。

吴宓，陕西泾阳人，1894年生，前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少年时聪敏过人，已有才子之称。1917年由清华学校派往美国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教授，研习文学、哲学等。吴宓在哈佛与陈寅恪相识，甚钦佩陈寅恪的学识才华、人品志向，遂结下一段长达四十余年生死不渝的友情。在1949年，吴宓执教于武汉大学。4月

20日，“国共和谈”破裂，子夜，共产党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国统区盛行一时的划江而治的幻想被硝烟吹散。4月29日，吴宓西飞四川，本欲出家当和尚，后取消此念，入当地院校讲学。自云“仍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10月，香港友人函请吴宓赴港共事讲学，吴宓谢却，时年五十五岁。很有意思，1949年前后吴宓听到了很多关于陈寅恪已离开大陆的传说，他始终不相信。他太了解陈寅恪了。

吴宓之所以飞赴四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上峨眉山出家。这容易令人想起二十二年前王国维之死。“出家”与“死”，生命的形态虽有不同，但实质只有一个：抛弃俗世。在人生的那一刻，王国维与吴宓是相通的，永远不离开这块土地——无论活着还是死去。

但一念之差，吴宓又降回尘世，他将度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