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中旬，“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南下广州，专程到中山大学探访了陈寅悖陈寅恪对杨东莼谈及自身命运时，用了三句话来概括，“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其悲凉感极深地震撼了杨东莼，杨随后向广东省委统战部反映了陈寅恪的情况。

1963年秋，《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基本完成，按陈寅恪的心愿，他一直存有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已不可能实施了。陈寅恪曾感伤地说，“现在我也有玄奘翻译大宝积经时之感，觉得精疲力竭，精力已尽了”。

1963年，国内外形势日渐紧张，“备战备荒”等口号盛行一时，广州也开始了备战备荒大疏散。陶铸曾亲临东南区一号二楼看望陈寅恪，劝陈也疏散到从化温泉区。陈寅恪以身体有病暂不宜起行为由回复了陶铸。陶铸自然想不到，已估计了死亡日期的陈寅恪，又怎会疏散到“吃住皆一流”的从化温泉招待所！这里面还有一段内情。1962年台湾国民党有“反攻大陆”的战争叫嚣，台湾海峡两岸形势似是一触即发，大陆这边便有“备战备荒”运动，一时家喻户晓，人人备战。陈寅恪却自有见解。他认为以国民党的兵力不可能反攻大陆，他怀疑是政府为转移人民对困难时期的注意力才号召备战。历史档案记载了陈寅恪的这种怀疑。

但精疲力竭的陈寅恪，对现实风云所带来的恩恩怨怨依然看得很重，以至出现了一些令中山大学很尴尬的场面。这段时期陈寅恪对校方绝大部分来访者一概不见，毫不通融。1964年春节，学校与历史系组织人员上陈宅拜年，遭陈寅恪拒绝，结果弄得极难堪。陈氏在其后所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记其事：“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据说这年的春节只有刘节一人私下里硬着头皮闯进门去，在陈寅恪大发脾气声中照样行叩跪大礼。

风，已摇曳着那根渐暗的生命残烛，它还将最后迸发出一次火花，燃亮这位文化大师留给后人的那份珍贵无比的遗产。

对历史与现实具有惊人“通识”的陈寅恪，对自己的命运却有一点未能“参透”。他估计生命将于三年内完结，他没有料到最终比他预计的延长了一倍。他更没有料到这延长了的三年，生竟不如死。

哀哉陈寅恪！

陈寅恪终于要对自己的学术人生作一次全面的和严谨的回顾。这种回顾因生命快将结束的紧迫感，与经历了三个朝代的变迁而益显其价值的学术理想与学术精神的弘扬，而变得分外重要。陈寅恪紧迫地修订自己已发表的论文与著作，编辑自己的专集，尽管他对在有生之年能出版这些著述已不抱希望。

这就是生命中最后一次耀眼的火花。

据黄萱回忆，陈寅恪著述最伤神的，是写出初稿后的修改。有时今天写得很顺畅，隔天可能便要作大篇幅的增删。反复修正，构成了陈寅恪晚年著述的一个特点。陈寅恪的长篇著述多以“稿”名之，便与陈寅恪觉得还可以再修订有关。若以字数计，陈寅恪一生的著述不算太多，只有二三百万字。但学界评为绝大部分都有创见。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也是陈寅恪著述人生甚为贴切的形容。

这种回顾，倾注了浓烈的晚年人生品味。陈寅恪将一直希望能刊行的自编论文集总称为《金明馆丛稿》。在1963年，一直密切注视着陈寅恪动态的中山大学，已知道了陈寅惆金明馆”的含义。其一，陈寅恪非常欣赏柳如是所写的《金明池?咏寒柳》；其二，陈寅恪晚年全部精力都花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而清朝入关前称后金。所以，陈寅恪将自己的居所称之为“金明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