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萱、周连宽、胡守为等人为陈寅恪编定论文集做了不少工作。数名护理人员亦有功焉。陈寅恪晚间休息时偶尔闪现的思想火花，值班护士便马上记录下来。到了第二天，陈寅恪便会对助手一一吩咐交待，要补充哪些资料，要作哪些改动。陈寅恪股骨跌断后，除了住院期间黄萱是定期到病房工作外，出院后，陈寅恪的工作习惯如前，黄萱依然每天前来协助著述。1963年，陈寅恪在编定《金明馆丛稿》专集后，曾作“自序”，内云：“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大有深意的是“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这两句。此两句表达了陈寅恪希望他的“丛稿”能传于后人的心声。陈寅恪曾多次对其女儿表示，伪假的东西不会长久，真实的东西永远真实。他在预感生命结束前的增删修订，是渴望能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在这种真实面前，所谓的“著述”当然“殊不足言”。

若陈寅恪对著述的“增删修订”仅到此为止，也许陈寅恪名山事业的命运将是另一种样子。历史尚有鲜为世人所知、一波数折的一面。

就在这段时期，按照陈寅恪的意思，黄萱与唐筼开始进行枯燥的誊清与复写工作。两三年间，黄萱对《柳如是别传》等陈寅恪未刊稿至少作了两稿以上的誊清与复写；唐筼则主要对陈寅恪的诗篇作了多稿以上的复写。深有远虑的陈寅恪甚至有意识也让他的女儿抄下他的一些诗作。至文化大革命抄家之前，陈寅恪的重要诗文至少有两套以上的“稿子”。为免著述“再度散失”，陈寅恪费尽了心机。这种几套稿子的做法，使陈寅恪身后遗下的这份文化财富，历经多重磨难后基本上得以保留下来。果然，“文革”期间陈宅屡遭抄家，手稿与书稿荡然无存。“文革”结束后，陈寅恪的亲属开始艰难地收集被抄走的陈寅恪遗稿。陈寅恪生前“几套稿子”的安排终于在十数年后见效。尽管收集工作十分不如人意，但陈寅恪被抄去的未刊诗文遗稿，毕竟大部分是“一式数份”，到1980年出版社根据陈氏亲属追回的大部分遗稿而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已大体上再现了陈寅恪一生著述的原貌。在未来，陈寅恪的亲属也许还要花不少的力气才能寻回一部分尚不知所踪的陈寅恪遗稿，尤其是唐筼亲笔书录的多册陈寅恪诗稿，但九泉下的陈寅恪最可欣慰的，是他的著述按照他的设想基本上保存下来了。

其实，陈寅恪对身后“以免著述再度散失”的安排，在他的生前已作了隐晦甚深的暗示。在《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中，陈寅恪有这样一段论述：

抑更有可论者，唐代文人自珍惜其作品，不令其遗佚，莫甚于白乐天。白香山集陆壹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略云：“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集家藏之外，别录三本，一本置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一本置于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一本置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

千年前杰出的古人给了陈寅恪一个最妙的灵感。略有遗憾的是，白居易珍惜自己的著作，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别录三本”分藏于三个不同的地方；而陈寅恪只能无奈地将他的著述同藏于一室，终躲不过被“一网打颈的厄运！

但陈寅恪毕竟用智慧安排了晚年最大的一件心事。

时序1964年，旧历岁在甲辰。

这是陈寅恪自感只有三年寿命的第二年。阳春三月，出现了一场陈寅恪渴望已久的会面。数十年的老朋友，北京大学早负盛名的历史系教授向达（觉明），风尘仆仆南下广州专程拜访陈寅恪来了。这是一次陈寅恪期待已久的会面。在1963年3月杨东莼看望陈寅恪时，陈寅恪就向杨表达了很想写写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并说很想与向达共同研究这段历史。陈寅恪甚至说到没有机会与向达合作研究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