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固然是国内一流的大学者，但无论资历与年龄都可以说是向达长辈的陈寅恪竟说出“是一个遗憾”，杨东莼感到了这话的分量。

后来杨氏拜会陈序经时，向陈序经提议可否请向达到广东讲学，以一了陈寅恪的心愿。

事后陈序经有否向向达发出邀请今已不得而知。但估计即使发出邀请，1963年的向达也不易成行。六年前，向达是“有代表性”的大右派，后虽摘帽，但“最是文人不自由”。1960年前后已摘掉“右派”帽子的向达不甘“无所事事”，向北京大学历史系提出要编一套《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计划，让他的余生有所寄托。

还是在六七年前，向达以他过去的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为书名，将他过去三十年间论述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有关论文编成专集出版。二十多年前，《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已奠定了向达在二十世纪学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领域里的权威地位，二十多年后，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专集出版，也引发了陈寅恪在晚年一直渴望能实现的一桩心事。

向达，字觉明，湖南溆浦人。以地域划分，那个僻壤向被称为“湘西”。以民族划分，向达属土家族。有了这一层历史，中年已功成名就的向达，自然成为湘西土家族很出色的儿子。也因为这一层历史，向达在五十年代中卷入到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的一场风波，这些都成为向达被打成“右派”的一个沉重的砝码。即使在他的族亲中早已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共产党先烈向警予，也不能改变那残酷的命运。

出生于1900年的向达，二十三岁时毕业于东南大学，老师是知名学者柳诒徵。阅史者若多一份耐心，对一些历史枝节细加辨析，则会看到二十世纪那一代的学人，在气类与学业的渊源上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柳诒徵一向对张之洞甚为推崇，曾作过一首《张文襄祠》的诗，有句云“南皮草屋自荒凉，丞相祠堂壮武昌。岂独雄风被江汉，直将儒术殿炎黄”。1933年，时年四十三岁的陈寅恪，曾写下一段广为人知的“自述”，即“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毕业后的向达，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北平图书馆等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并得以博览中外古籍，开始构建他一生的学术大厦。1935年，是向达人生有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赴英国牛津大学编中文书目兼作研究。次年，他又专门研究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敦煌的卷子及太平天国的文书，此举奠定了他日后在敦煌学的地位。1937年，向达渡海来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研究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文献。一年后，向达回到了正遭受外侮凌辱的祖国。1939年，向达出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

向达走着一条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批知识分子精英所走过的相似道路：走出国门寻求真知，异域文化不仅不能冲淡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依恋，相反使他们在情感上有更深一层.依。向达无疑是其中的杰出者。

1942年至1944年，向达对敦煌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先后参加了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等单位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两次对敦煌进行考古。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组织如此规模的考察团对敦煌作研究。向达在团中是负责人之一。这两次考察，向达事后向中国文化献出了《西征小记》、《敦煌艺术概论》等研究成果。而《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在1943年12月的重庆报纸上发表后，引起了反响，傅斯年对向达及此文有如此评语：“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

1946年，向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年，他接替毛子水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这位耿直的教授已走向了历史学家最美好的年华。

但悲剧已露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