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份“政治思想情况”之类的材料已在政治上对这位大教授作了如许的评价：“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正是这些不乏棱角的性格特点，注定了他的悲剧。无独有偶，“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五十年代前期的陈寅恪，同有这一类言论。有理由相信，在这两位1949年之后分隔天南地北的学人之间，当有一段互通书函、互诉心声及互为砥砺的心灵交往。

1950年，向达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它做得好，不让他坏”。对五十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向达开始表示不理解，“旧鞋子脱下了，新鞋子穿不上。”1957年“大鸣大放”时，向达在有关方面召开的座谈会上奋然发言，对当时史学界的学风、开展运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此事连同他以前说过的“片面强调斗争与改造，使很多科学家心绪不安！算算账，解放后死了多少科学家”一类的话，以及他被卷入了老家一些少数民族问题，被认为是“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在1958年2月，向达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年五十八岁。这正是一个历史学家将结出最丰硕成果的年龄。

这种人生骤然发生的顿挫，摧毁的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支柱。昔日胸间常溢豪情的向达已不复存在。数十年后，向达之子向燕生仍对当年其父遭此打击后仿佛变了另外一个人这一点记忆犹新。

成为右派分子的向达，几乎失去了以往意味着荣誉的一切。他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务被解除，他的一级教授职称，也被降为二级。

于一个历史学家而言，这些也许只是身外之物。生命所依，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寻觅过去与未来的观照。从这点上说，更大的与无形的悲剧还在等待着这位不幸的历史学家。

五十年代末，向达拟定一个《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计划，准备整理出版这方面的古籍四十二种。其中就有唐代的名著《大唐西域记》。该书是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后写成的关于中南亚等地区史地情况的著作。此书成书后千年以来国内都没有比较完善的点校本与注释本。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对外交往的剧增，使现代学者们终于将目光投向这本千多年前已有影响的皇皇巨著。雄心勃勃的向达，将整理研究此书视作晚年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美妙的梦。远在十年前，向达在北京大学讲授隋唐史时，便已着重讲授唐朝玄奘取经给唐代带来深刻影响的历史。这种积淀，耗去的是一个历史学家半生的心血。

可以这样说，向达是1949年以后最早着手准备整理《大唐西域记》的极少数中国学人之一。

在遥远的南方，陈寅恪也牵挂着这么一位学人，这么一本书。但他不会知道，他欣赏的向觉明正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向达也不会知道，等待他的竟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

向达成为右派分子后，实际上无形中已被剥夺了出版与发表作品的权利，他的研究与教学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向达感觉到了，但他没有预见到那不可更改的命运。其间，在向达一门心思整理《大唐西域记》时，出版社曾提出过上海章巽等人一同参与整理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以集体名义共同整理等两个动议，但最终不了了之。这些，都没有动摇这位历史学家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