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发出《关于已摘帽子的右派分子写的稿件发表问题的通知》，明确了摘帽“右派”的著述“原则上可以发表和出版”。孤寂的向达有如枯木逢春，精神为之一振。正是在这一年，向达向中华书局提出了一个整理《大唐西域记》的庞大计划，设想分别出版影印本、简注本、详注本三种本子，并决心以余生的精力独自完成这个计划。这一年向达六十二岁。在向达死后的十数年之后，中华书局汇集了十多位中南亚史地及宗教方面的专家，耗费数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现在看来，六十二岁的向达提出独自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想来他也许自觉早已胸有成竹。在此时向达的身上，回荡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激情。这“知己者”，是“摘帽”后的向达，感到他终于又可以为人民、为历史服务了，他终于又可以向社会贡献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应付出的努力。这激情驱使着他超负荷地付出了生命的精血。

但向达错了。

两年后的这个春天，六十四岁的向达终于出现在闻名已久的康乐园。各方人士显然将陈寅恪欲与向达会晤的信息传递给这位教授。但1963年向达的确太忙，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要移居于北京广济寺内的中国佛教协会，以便专心从事《大唐西域记》版本的校勘工作。向达是自费到广州的。这是一件至今提起仍令人心酸不已的事。一个卓有成就的教授，从事这么一件极有意义的事，竟要自费才能成行。据说，向达所在的工作单位并不同意向达这次南行。

但以往所受的委屈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向教授将能见到他一向尊敬的师友陈寅悖

陈寅恪大半生与京华学人有很深的渊源，向达是其中之一。岁月的消逝已使后人难以细考这种渊源，但尚有痕迹可供凭吊。五十年代初陈寅恪对傅斯年之死有诗怀念，这一讯息是汪篯在向达处获得的。傅斯年当年尽忠蒋介石，所以有关此事一直讳莫如深，但从四十年代傅斯年极为赏识向达这一点看，陈寅恪有诗给向达以表某种心迹，想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1954年，向达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副所长，据说此职是陈寅恪推荐，并说了大致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1959年底，向达的“右派”帽子被摘除，据说陈寅恪听闻后曾致书祝贺。这些传说，看来已难以一一落实考证，不过它为今人理解这两位学人在1964年的会面提供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历史联想。

1964年3月15日下午，向达终于抵达广州。时声誉达至其一生最高点的教育家陈序经，率中大历史系的梁方仲、钟一均、胡守为前往车站迎接。陈序经与梁方仲为向达民国年间的老同事与老朋友——（陈、向同为“西南联大”教授，梁、向同有任事于中央研究院之谊），钟一均则曾是“西南联大”学生，另外钟氏与胡守为此时兼任历史系党政干部，这样，接车的四人将“向达南下”所包含的私谊、公事（可理解为中大历史系出面所邀）等诸种因素都体现了。3月16日上午10时，向达在梁方仲陪同下前往东南区一号二楼拜谒陈寅恪，由此拉开了这一段酝酿一年，牵动着南北统战上层人物的陈寅恪暮年重会向达的“悲情故事”。向达与分别了十数年的陈寅恪相见了。相见的场面已成为一个谜。历尽辛酸的陈寅恪，会与悲欢尝遍的向达谈些什么？膑足后的陈寅恪，常与夫人相对而泣，在这一天，陈寅恪会为“应作生离死别看”的老朋友会面流泪么？无人能回答。向达在中山大学探访的后期，胡守为向陈寅恪提出想旁听陈寅恪与向达的谈话，陈寅恪答允。在那个下午，胡守为听到的是向达与陈寅恪谈及《大唐西域记》的一些问题。

已被打入另册的向达，私下里仍受到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学人的尊敬。旧雨相逢，只因忌讳，从未被说及。可见，所谓“学术”，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的深心处都有其不倒的标准。3月20日，陈序经另又陪同向达往见陈寅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