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说：

本来，这件事不值一提。充其量，我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可是，当我被突然投进监狱，我为了救自己，才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这句话……我确确实实，是为了救自己！我的话被汇报上去了。别人当然不明白我说的“好事”是什么，毛主席心里明白。所以，当时他在政治上狠狠批判我，在生活上给我宽大——我非常感谢毛主席！我的体质很弱，在监狱中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关照，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唉，不过，我活着也难为情——我这样犯了大罪的人，何必活着呢？……

公安部门在派人向陈伯达作了调查之后，曾要求陈伯达把“好事”写成一篇书面的材料。陈伯达考虑再三，终于动手写，却只写了一小半，没有写完。自然，他也就没有向公安部交上关于“好事”的书面回忆。

陈伯达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稿，依照手稿原文，现披露如下：

有一回，公安局派人来问，你说曾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是什么“好事”？

我说，是有这末一回事。在狱门前，看守的同志正开一个牢门要我进去，我不肯进去时说的。

“你是否说，你救过毛主席？”

“是的，是这样说的。这事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说起这事，是求毛主席能够宽恕我，不要让我进监牢。”

事情的经过是：毛主席从晋绥到阜平后，周恩来同志和他（引者注：指毛泽东）离别要到西柏坡的时候，他告诉恩来同志，他（引者注：此处的“他”指周恩来）到西柏坡可告我，要我陪他（引者注：指周恩来）到苏联。恩来同志把此意告我，我即到阜平。我到阜平后，没有和毛主席住在一处，是分开住的……

尽管陈伯达没有给公安部门就阜平的“好事”写出书面材料，但是他在1982年4月23日与周扬的谈话中，倒是说及了。本书第一章引述了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关于陈伯达与周扬谈话的笔记。现再把陈伯达对周扬所述有关阜平“好事”的一段话，转录于下：

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

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

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

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穿着一身蓝布棉衣、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陈伯达，在这次会上被“依次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因为在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他原本名列第三。

陈伯达得以“递补”是这样的：

原中共七届中央委员陈潭秋，其实在“七大”召开时早已去世，他于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由于消息隔绝，不知他已不在人世，所以在1945年仍被中共“七大”选为中央委员。

原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王若飞和秦邦宪，1946年4月8日由重庆到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原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关向应，于1946年2月病逝于延安。

这样，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四人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